本地學生及青年熱衷政治運動的表現被視為世代矛盾的表徵，論者聲稱舊世代只在乎經濟上的安逸，新世代則較關注民主理想及社會公義。這類論點我稱之為激進民主觀。
他們堅信，甚或渴求兩代之間取態懸殊，認為舊世代終會成為過去，新世代遲早會主宰未來。世代矛盾這種論調其實屬於老生常談，慣於青年群起反叛時重提，藉以宣示新世代必勝、激進民主定能如願的訊息；其擁護者須能終生堅守信念，方可證此論說無訛。
激情濃淡 歲月異之
各類傳媒報道及研究報告在在顯示新舊世代對各種政治議題取態有別，但未能預示新世代會否於日後改變取態，由於至今仍未有任何可靠的理論或假說，搜集所得的數據也難作出解釋為何新舊世代取態不同，亦未能預料將來會否改變。
缺乏可靠理論，根本無法預測時下年輕活躍運動分子的未來政治取態及行為。愛爾蘭劇作家兼政治活動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1933 年在香港大學致辭時，就曾作出這個假說：「要是你年方二十而無革命思想，那麼年屆五十，你不變作活化石才怪，但如果二十歲就已經火紅革命思想洗禮，就有點機會在四十歲時追上潮流。」
蕭氏假說基本上指出理想主義和激進主義都會隨着個人日趨成熟而消逝；果真如此，香港的街頭抗爭現象也將於日後成為回憶片段。英國戰時名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更進一步提出：「任何人年方二十當不成自由派，可算毫無心肝，但到了四十歲仍是自由派，就是沒頭沒腦。」。
激進民主 理據薄弱
追源溯本，先於邱吉爾作出類似觀察的歷代名宿大有人在，包括率先在1875 年就已發表相關言論的法國法學家兼學者巴特比埃（AnselmeBatbie）、法國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瑞典國王奧斯卡二世（ Oscar Ⅱ）、法國政治兼歷史學家基佐（Francois Guizot）、法國政治家克列孟梭（GeorgesClemenceau ）、英國政治家迪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諸位。假使邱吉爾所言不差，激進民主觀根本不能成立。
我的論點很簡單：僅僅記錄新舊世代之間取態有別，根本難以藉以預知未來，必須通過反覆驗證的理論了解世代之間取態何以有別，又會否隨着年紀和時日推移而轉趨一致。歷代名宿的個人慧論，固然未必足以構成確切的理論，但聲稱兩代取態不同的論調，恐怕倒也流於誇大其詞。
說時下舊世代年輕時缺乏理想是錯的，縱然當時的目標不一樣，這輩中人確曾在上世紀1960及1970年代自發上街抗爭。把處於人生不同階段的兩代人同時置於某一時刻加以比較，只能呈現硬照般的片面影像，容易產生誤導，反而應像電影鏡頭般，才能全面捕捉同一代人隨着時間推移的變化。由於缺乏真憑實據及可靠理論支持，激進民主觀實難有說服力，反見有大量反對的觀點。
青年出路 冰山一角
另一方面，建制派提出另一論說，認為現在的政治運動是由於青年經濟向下流動性（或缺乏經濟向上流動力），這已成為近期出現的社會現象。論者認為道理很簡單：年輕人對缺乏經濟流動力的不滿情緒已蔓延至政治層面，引發抗爭行動，因此建議透過青年政策，紓緩向下流動趨勢。政府已委派扶貧委員會研究解決之道。
事實上，建制派的論說也欠說服力。
所謂青年經濟向下流動性，其實只是對近期經濟表現及數據的一種描述。近三四十年來，香港及全球大部分工業化國家出現貧窮、不均問題持續惡化，青年經濟向下流動性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在香港的嚴重程度未有可靠的驗證數據。
自從上世紀1990年代開始，雖然香港實質在業人均GDP每年續有約3.8%增幅，但實質家庭入息中位數一直未見起色，美國更先於香港面對同一現象，該國雖然實質在業人均GDP每年持續上升3.1%，但實質家庭入息中位數則自1970年代以來一直停滯不前（【圖1】及【圖2】）。
上述問題初見於美國，因期間遇上中國對外開放，故二十年後才在香港冒現。1973 至1975 年間出現全球能源危機，香港社會籲請政府採取工業多元化策略應對，但在中國對外開放之後，直至1990年代後期出現亞洲金融風暴為止，香港經歷一段經濟繁榮時期，有關工業發展策略因而並未付諸實行。
七大挑戰 迫在眉睫
亞洲金融風暴過後，除了入息分布中最高薪的30% 以外，其餘的工作人口入息一直未見顯著增加。低層至中等入息一族待遇每況愈下，形成經濟增長放緩、貧窮問題及不均現象惡化，中產階層入息下降更隱憂日深。這其實是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會面對的問題，青年經濟向下流動趨勢不過是問題的其中一種迹象而已。
貧窮與不均自是亟須解決的問題，但並無迅速化解的良方，我不認為政府已清楚了解問題的繁雜性，事實上問題錯綜複雜，政府並未加以充分研究，其中至少涉及以下七個環節：
一、本地服務型經濟正面對工業結構問題，尤其二十一世紀科技與之前半個世紀實在不可同日而語。五十年前，科技既為大量工作人口帶來財富，也創造了中產階級，時至今日，科技只為少數人創富，反而令中產階級下滑，而中產階級正是可行民主政制的中流砥柱。
二、每逢出現工業轉型，土地用途與物業重建亦必須同步配合，但在香港工業由製造業轉為服務業主導時，這個進度緩慢，以致窒礙經濟發展和更新，令物業價格飛漲，只有業主受惠，不公現象惡化，加上全球利率長期偏低，令情況更形嚴峻。
三、本地教育制度培養出的大學及中學畢業生的組成與比例並不恰當。
四、人口急劇老化，即使假設工作人口實質人均GDP增幅維持不變，現時以至二十一世紀末的適齡工作人口也將錄得近乎零增長，實質人均GDP因而至少下跌0.5%。面對這兩方面的因素，當局必須全面修訂本地人力資本投資策略以及入境政策。
五、離婚率偏高，尤其是入息低微家庭，單親家庭比例持續急升，對年輕人的長遠發展造成不良影響。
六、專為扶助弱勢社群而設的幼童階段的早期介入措施已大大落後，政府及社會上扶助弱小的措施亦嚴重不足。
七、上述六項是香港貧窮、不均、流動性攸關的首要因素，可惜除非本地管治能夠恢復其有效性及認受性，否則難望尋求有效對策。因此，香港務必從速改革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的選舉方法，並設法令行政、立法機關重新合作。
香港社會固然存着貧窮、不均、中產沉降等問題，但市民對政府及政制發展深感不滿，才是引起激烈政治運動的導火線。相對於其他工業化國家，香港的失業率長期維持在低水平，經濟表現其實不錯；其他地區的失業率往往至少較香港高出一至兩倍。
我認為政治參與活躍度與青年向下流動趨勢之間的關係並非直接，兩者當然可被說成互相牽連，但歷史告訴我們，政治運動活躍分子絕少來自低收入階層，反而往往是環境較佳、但以未能一展理想或抱負為憾的一群。
回顧法國大革命「第三級議會」（Third Estate）中，一名領導人物曾說：「何謂第三級議會？可說是無所不包。在現行政制下至今有何作為？簡直是全無作為。又有何抱負？當然是想有所作為。」
對於香港社會中自覺未能一展抱負一群的所思所感，這番話可算是最佳演繹。當務之急，其實不在經濟的向上流動性，而繫於政治的向上流動性，藉以使香港在管治上重拾正軌，並妥善應對經濟增長持續放緩、貧窮及不均日益惡化、中產階級收入漸降、樓價日漲，以及其他各項社經挑戰。
究竟香港是否出現世代矛盾？也許是吧，但我覺得是言過其實。世代矛盾之說往往惹人注目有餘，但惜無甚實際作用。至於青年經濟向下流動趨勢是否造就政治激進派的主因，箇中或有一定關係，但歸根究底，政治向上流動性不足，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可惜香港的經濟社會矛盾已遭政治綁架，並淪為動員和招攬支持者的政治手段。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及黄乾亨黄英豪政治經濟學教授
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發起人
2014年12月10日 星期三
2014年10月25日 星期六
宋恩榮：設獨立委員會 可解佔中僵局 (25-10-2014)
筆者與「十三學者方案」的王于漸教授，最近均在不同媒體倡議特區政府應成立獨立委員會推動政改；香港大學的楊艾文教授亦不約而同地有相似建議。我們建議政府應在第二階段政改諮詢開展之前，委任有廣泛認受性的社會人士，組成有公信力的獨立委員會，探討在人大政改憲制規範下提高民主參與的可行方案，以滿足香港市民對民主的訴求；委員會主席應由德高望重的社會人士（如前大法官李國能）擔任，成員則可包括學生及有廣泛認受性的社會人士。筆者相信此舉對打破政改僵局有利，也可鼓勵佔領者和平撤離。
筆者倡議的獨立委員會，有別於最近政府建議成立討論政改的多方平台。多方平台的目的是討論2017年後的政改；佔領者已經清楚表示除非多方平台能處理2017年的政改，否則佔領者不會退場。
就算政府容許多方平台就2017年普選進行溝通，也不可能就2017年普選的具體方案達成共識。多方平台的先天設計是個務虛的「口水會」，平台着重代表性，要包括泛民、建制、學生及佔中人士各方勢力，不單人數眾多，意見亦南轅北轍，一個從「代表性」出發的多方平台，難以在短期達成共識。
如今第二階段政改諮詢已迫在眉睫，政府必須在明年初便草擬有關法案，政府可以透過成立溝通平台，擺出願意聆聽的姿態，卻難以透過此一平台就2017年普選達成共識。我們倡議的獨立委員會卻是務實的，其工作是探索具體可行的政改方案，以便政府明年初向立法會提交政改法案，以完成「政改五部曲」的第三步。
要完成「政改五部曲」，政府須要設計一個中央及泛民都能接受的方案。政治現實是，中央不會修改人大的決定，可是香港卻可在此決定下，盡量提高民主參與。筆者相信，就算在人大決定之下，仍然可以設計一個有足夠競爭性的普選方案，能夠在立法會內得到三分二多數的支持，落實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
在人大決定下，能夠提高民主參與的空間其實很多，主要包括提委會民主化、「入閘」、「出閘」，以及在普選中引入否決機制（即「市民守尾門」）四個方面。
【提委會民主化】這說法近日討論較多，可以把公司/團體票改為個人票，從而擴大選民基礎。根據湯家驊議員提出的中間方案，選民數目可以從現時的二十多萬人大幅增加至一百萬人以上。
提委會亦可調整現行的組別，包括引入民選提委，例如把現行組別的1200人回復至2007年特首選舉的800人，騰出的400個民選議席，按「十三學者方案」的辦法，每個界別選出100個民選提委。
【入閘】方面，可採用低門檻（八分一或更低），並加強入閘後的競爭及市民參與，例如容許競逐者向提委會提交非正式的「公民推薦」名單，以及進行電視辯論以爭取提委支持。
【出閘】方面，可採用「十三學者」倡議的名單制，提高少數派成功出選的機會。
【否決機制】在市民投票的時候，可引入否決機制。如果候選人都是「爛橙」，市民投票意欲便會偏低。否決機制可以規定，如果投票人數達不到註冊選民的一半（或某個特定比例），選舉便屬無效，提委會須要重新提名候選人，保證「爛橙」不能當選。
這些措施並不違背人大決定，亦不牴觸中央要求行政長官要「愛國愛港」的底線。在人大決定下，我們仍可設計一個有足夠競爭力的普選，不過在社會嚴重撕裂的情況下，對政改三人組的諮詢結果也難有公信力，是以我們倡議成立一個有認受性的獨立委員會，其工作過程不易受政府左右，較容易凝聚社會共識，其報告也容易獲得社會接受。
根據中文大學「傳媒與民意調查中心」最近的民調顯示，不接受人大決定的市民比接受的較多。可是，如果政府提出提名委員會民主化（包括修改組成及投票方式），不接受方案的市民便大幅下跌至只有6.1%，而接受方案的市民則急升至55.6%。
根據《明報》上周三在佔領現場的調查，也有類似結果。調查問到佔領者要政府有何具體回應，才會結束佔領，其中44%受訪者選擇「政府承諾將提名委員會組成及運作民主化」。
從以上兩個調查可見，提委會民主化，對市民會否接受人大決定有關鍵性的影響，對佔領者也有重要的影響。提委會民主化，以及本文提到的多種措施，並不違反人大決定，可以通過本地立法進行。
佔領街道無可能無限期持續，完結的方式不外是清場、有階段性成果後和平結束、或因曠日持久而消散。無論佔領運動如何發展，筆者相信本文的提議可鼓勵佔領者和平撤離，亦有利香港於2017年實行有足夠競爭的普選。
宋恩榮
中大經濟系客座教授、十三學者方案倡議人之一
筆者倡議的獨立委員會，有別於最近政府建議成立討論政改的多方平台。多方平台的目的是討論2017年後的政改；佔領者已經清楚表示除非多方平台能處理2017年的政改，否則佔領者不會退場。
就算政府容許多方平台就2017年普選進行溝通，也不可能就2017年普選的具體方案達成共識。多方平台的先天設計是個務虛的「口水會」，平台着重代表性，要包括泛民、建制、學生及佔中人士各方勢力，不單人數眾多，意見亦南轅北轍，一個從「代表性」出發的多方平台，難以在短期達成共識。
如今第二階段政改諮詢已迫在眉睫，政府必須在明年初便草擬有關法案，政府可以透過成立溝通平台，擺出願意聆聽的姿態，卻難以透過此一平台就2017年普選達成共識。我們倡議的獨立委員會卻是務實的，其工作是探索具體可行的政改方案，以便政府明年初向立法會提交政改法案，以完成「政改五部曲」的第三步。
要完成「政改五部曲」，政府須要設計一個中央及泛民都能接受的方案。政治現實是，中央不會修改人大的決定，可是香港卻可在此決定下，盡量提高民主參與。筆者相信，就算在人大決定之下，仍然可以設計一個有足夠競爭性的普選方案，能夠在立法會內得到三分二多數的支持，落實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
在人大決定下，能夠提高民主參與的空間其實很多，主要包括提委會民主化、「入閘」、「出閘」，以及在普選中引入否決機制（即「市民守尾門」）四個方面。
【提委會民主化】這說法近日討論較多，可以把公司/團體票改為個人票，從而擴大選民基礎。根據湯家驊議員提出的中間方案，選民數目可以從現時的二十多萬人大幅增加至一百萬人以上。
提委會亦可調整現行的組別，包括引入民選提委，例如把現行組別的1200人回復至2007年特首選舉的800人，騰出的400個民選議席，按「十三學者方案」的辦法，每個界別選出100個民選提委。
【入閘】方面，可採用低門檻（八分一或更低），並加強入閘後的競爭及市民參與，例如容許競逐者向提委會提交非正式的「公民推薦」名單，以及進行電視辯論以爭取提委支持。
【出閘】方面，可採用「十三學者」倡議的名單制，提高少數派成功出選的機會。
【否決機制】在市民投票的時候，可引入否決機制。如果候選人都是「爛橙」，市民投票意欲便會偏低。否決機制可以規定，如果投票人數達不到註冊選民的一半（或某個特定比例），選舉便屬無效，提委會須要重新提名候選人，保證「爛橙」不能當選。
這些措施並不違背人大決定，亦不牴觸中央要求行政長官要「愛國愛港」的底線。在人大決定下，我們仍可設計一個有足夠競爭力的普選，不過在社會嚴重撕裂的情況下，對政改三人組的諮詢結果也難有公信力，是以我們倡議成立一個有認受性的獨立委員會，其工作過程不易受政府左右，較容易凝聚社會共識，其報告也容易獲得社會接受。
根據中文大學「傳媒與民意調查中心」最近的民調顯示，不接受人大決定的市民比接受的較多。可是，如果政府提出提名委員會民主化（包括修改組成及投票方式），不接受方案的市民便大幅下跌至只有6.1%，而接受方案的市民則急升至55.6%。
根據《明報》上周三在佔領現場的調查，也有類似結果。調查問到佔領者要政府有何具體回應，才會結束佔領，其中44%受訪者選擇「政府承諾將提名委員會組成及運作民主化」。
從以上兩個調查可見，提委會民主化，對市民會否接受人大決定有關鍵性的影響，對佔領者也有重要的影響。提委會民主化，以及本文提到的多種措施，並不違反人大決定，可以通過本地立法進行。
佔領街道無可能無限期持續，完結的方式不外是清場、有階段性成果後和平結束、或因曠日持久而消散。無論佔領運動如何發展，筆者相信本文的提議可鼓勵佔領者和平撤離，亦有利香港於2017年實行有足夠競爭的普選。
宋恩榮
中大經濟系客座教授、十三學者方案倡議人之一
2014年10月15日 星期三
王于漸：只有由普選產生的特首才可解決社會矛盾 (15-10-2014)
學生抗議及佔領運動要求香港實施更大程度的民主；表面上，這場政治運動以民主理想為出發點，主要為爭取：一、2017年特首候選人提名程序機會均等；二、廢除立法會的功能組別。
更深層的問題是，此行動反映出受到中國對外開放及經濟全球化的影響，香港的經濟、社會矛盾日益加深，已達臨界點，雖然此等矛盾在1997年前已經存在，但回歸後一直未獲正視，致令一切問題的根源歸咎於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缺陷。
本地「有產階級」（haves）與「無產一族」（havenots）之間差距日益懸殊，加上中產階級機會遞減的觀感漸成，令愈來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相信問題根源在於政制安排。
當前的政治紛爭反映出「建制論說」與「自下而上論說」兩大政治論說無法就香港的未來發展找到共同的立足點，加上受到北京政府因素的影響，雙方之間的分歧更難收窄。在六四事件與《基本法》第23條立法議題上，「自下而上論說」追隨者先後與北京政府對着幹，導致北京政府向「建制論說」支持者進一步靠攏。
北京政府傾向支持「建制論說」固然與《基本法》有關，但隨着「自下而上論說」追隨者對中國批評日多，此種傾向自然日益明顯；北京政府的取態，改變了兩方勢力固有的平衡，釀成本地雙方自1966及1967年暴動後形成的均勢出現失衡。當年的暴動成因不一，但工業經濟發展迅速無疑是其中關鍵因素。
自下而上 形勢逆轉
1960年代，在香港生活及工作甚為艱苦，政府官員貪賄成風，普羅大眾對英國殖民統治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社會騷動瀕臨沸點；1965年天星小輪加價令群情洶湧，時任市政局議員的葉錫恩發起反加價請願行動，共收集得2萬名市民簽名。
1966年4月4日，蘇守忠身穿寫上「支持葉錫恩」（Hail Elsie）字樣的黑衣公開絕食，隨即被捕入獄，短短數天，事件迅速升溫，爆發全面示威及暴動，警方發射數以千計催淚彈應付，宣布戒嚴之餘，並警告暴民有遭槍擊之虞。
暴動風潮過後，各種行業協會及工會相繼成立，各類社會服務亦大行其道，反映政府政策有所改變，針對香港工業經濟急劇發展所產生的深層社會矛盾而尋求化解之道，為工業資本主義展現親善面貌，不少非政府組織隨之壯大，並與政府建立密切關係。這些團體都得以在公共政策範疇中佔較大席位，以及獲得撥款資助，從此在社會、政治與行政的領域中，成為不可或缺的一環。
我在本欄曾將這個非政府社會界別歸納於政務司司長的政策範疇，以別於財政司司長政策範疇中的商業經濟界（參見2011 年3 月9 日「香港政策環境的矛盾」一文），港英殖民時期之際，雖然商業經濟界在政策事務方面一向扮演主導角色，但非政府組織的支援角色亦很重要；1990 年頒布的《基本法》中，蘊含的政治論說，其憲制上的原意在於保存香港當時的既定制度。
如此政制安排成於1970年代，當時本地製造業經濟仍方興未艾，但及至1990年代，香港急劇轉型為服務業經濟，再度面臨巨變，為應付新時代新挑戰，必須訂立另一套政治論說，因而亟待雙方共同努力，以化解已出現的種種社經矛盾。
非政府社會界別中政策倡導者及中堅分子的傳統處事方式，雖已與時代脫節，卻未被揚棄。1970年代的香港仍有年輕的勞動人口，但今時今日人口正迅速老化，對於「自下而上論說」追隨者所鼓吹的種種高昂社會福利計劃，社會負擔能力有限實在顯而易見，這對「建制論說」自然構成重大影響。
「自下而上論說」追隨者既對經濟轉型所帶來的種種挑戰一知半解，對闡釋有關經濟政策更不感興趣，只聚焦在足以引起廣泛關注的社會及政治議題。在他們心目中，民主選舉已成為實現其社會政策的手段。
至於「建制論說」支持者，則因懾於民粹主義威脅，而利用北京政府對「自下而上論說」追隨者的戒心，不時合力阻撓民主政制改革的進程。
另一方面，為求擴大政治上的支持，「自下而上論說」追隨者中的激進分子變本加厲，對北京政府大肆抨擊，北京政府則依靠本地親北京組織團結基層群眾，藉以抗衡，以免其進一步在民間坐大。於是這派追隨者忽然在社會政策議程上面臨前所未有的政敵，更要被迫競爭有限資源，甚至在社會政策範疇內的固有組織網絡及支援，同樣備受挑戰。面對當前種種變化，就連這派自1970年代以來的一貫運作方式，亦面臨重大考驗。
建制論說 漏洞頻生
香港在1990 年代經歷社經蛻變的挑戰程度之大，與1960 年代不遑多讓，可惜各有關方面卻未能就如何迎接挑戰，構建出共同的政治論說。「自下而上論說」追隨者與「建制論說」支持者一直針鋒相對，各不相讓，堅執己見，不但引致紛爭不斷，政治陷於僵局，更令社會大眾日漸相信「建制論說」先天缺陷嚴重，社會上對富豪經濟或地產霸權的批評，遂漸有市場。
港英時期，「建制論說」所以言之成理，只因香港當時並沒有民主，管治者為倫敦派來的總督，與本地商界及專業精英毫無轇輵。港督與此等本地利益集團固然合作無間，而且關係融洽，既毋須仰其鼻息以確保祿位，自亦能加以駕馭，在決策上不會受其左右。
憲制上港督受命於英女皇，位高權重，可維護法治、維持小政府、推廣自由企業經濟、保障公民自由，亦有權推動資本主義展現濟世為懷一面，1960年代末以後實施的社會政策即屬一例。
香港的政制安排整體上有利於資本主義，不過，個別資本家未必能從中受惠，商家深明競爭環境雖云公平，但市場上適者生存，成功難免競爭激烈，營運不濟的英國商行紛紛被華商收購，例如會德豐被包玉剛收購、和黃及港燈被李嘉誠收購、中華煤氣被李兆基收購。
1997年後，特區行政長官須由本地人擔任，本地政治生態從此變天，「建制論說」隨之出現漏洞。究竟行政長官應向商界及專業精英選委負責，抑或向有普選權的廣大市民負責？
自漢朝以來，中國歷代中央政府有鑑於郡縣官吏勾結地方勢力的挑戰，為確保吏治清明，中央政府於是制訂郡縣官吏定期調遷的制度，官員調任的制度一直沿用至今，以減低官吏貪污瀆職的機會。中國歷史上貪污一直是備受中央政府關注的挑戰，對國家的穩定繁榮構成極大威脅。
基於「九七」的情況，中國政府容許香港精英在政治上扮演特別吃重的角色，一開始，本地商界及專業精英的意見甚獲中國政府及官員垂青。為求確保「一國兩制」廣受香港各界及國際輿論認同，如此安排可算不無道理，但卻出現另一漏洞：由資本家自己管治資本主義社會。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政府的一大功能在於充當中立裁判，確保人人得享公平競爭環境，維持資本主義遊戲規則等同維護法治，這對於財雄勢大精英階層的尋租活動，不啻是最佳防禦，既能活化資本主義制度，也能強化「建制論說」。由資本家負責創造財富，可促進經濟繁榮，但一旦由他們掌管政府，就只會導致社會不穩。
1997年以後，「建制論說」日難令人信服，在市民眼中，商界及專業精英階層看來重視維護自身利益，多於維護社會大眾福祉，本地社會形成「有產階級」與「無產一族」互相對立的現象，對以機會均等、競爭公平為號召的論說而言，無疑是一大諷刺。
社會上對立法會一直保留功能組別及特首選委會只屬小圈子玩意的大肆抨擊日盛，這最初只是「自下而上論說」追隨者為求達到政治目的所採取的政治手法，後來卻隨着僵局持續、社經矛盾深化，大眾（特別是年輕人）漸感不滿，日益廣受認同，演變成對政制安排的批評，以及對種種社會不公現象的控訴。
「自下而上論說」追隨者的致命傷在於觸怒北京政府，又無法推進任何政治目標；追隨者日見分裂，最佳成績莫過於單靠政治雄辯貶損「建制論說」的公信力，激進派也藉此伎倆招攬不滿的年輕人。
在兩大政治論說爭議中，北京政府被迫承擔最大責任，實不足為奇。北京政府失誤之處在於過分偏袒，須知政治上有所謂「朋友相親，敵人近身」之說。
1997 年後的政治安排令到香港的深層社經矛盾增加，社會進一步兩極分化。事已至此，只能通過普選方式選出向大眾問責的行政長官，方可有望化解兩大政治論說之間的分歧。
參考文獻：潘慧嫻《地產霸權》，香港天窗出版社, 2010Joe Studwell, “ HK should focus on its fighton the tycoon economy, ” Financial Times, 6October 2014「香港政策環境的矛盾」王于漸，《信報》，2011年3月9日
2014年9月2日 星期二
雷鼎鳴: 八三一後往何處走？ (2-9-2014)
日前重看韓倞（Carma Hinton，佐治美臣大學教授）在1995年拍的經典紀錄片《天安門》，對其中一個情節感同身受。事緣1989年5月中戈爾巴喬夫訪華，中央政府打算在天安門歡迎他，但其時天安門正被學生佔領，一批包括劉曉波在內的知識分子深明形勢凶險，勸學生先讓一步暫時離開天安門。但廣場運動自有其規律，學生的回應是不肯退，並指摘這些知識分子沒有資格說三道四。
事後證明，那些從中斡旋的知識分子是正確的，中央很快便把運動定了性，幾天後趙紫陽也敗下陣來，被迫下了台。每次想到此事，都不免要問，倘若當時的學生願意放棄廣場中一時擁有的權力，中國這25年的歷史會怎樣改寫？這答案怎會不使人低迴嗟嘆？
佔中策略 民運敗筆
人大常委在8月31日公布了2017年政改方案的一些原則，取態顯然從緊。我是成員之一的「十三學者」曾經（或許還會）建議過如何民主化特首選舉中的提名過程，並且深信這中間方案對香港未來的管治與福祉都有利，但我們亦明白新的提名及選舉制度要同時滿足兩個必要條件，即得到中央的認可及三分二立法會議員的支持，後者要成為現實，便必須顧及社會中政治上不同光譜的人的訴求。這個縫隙之小是顯而易見的，因此，我在多個公開場合都表明任何中間方案能成功的機會加起來也只是九死一生。成功當然是好事，但達不到目標的機會既一早便知很大，所以輸了也不會有失落。
香港的各種民意調查都顯示出大多數市民對普選，甚至是用詞不當的所謂「袋住先」普選，支持度都很高，希望其能夠落實。但現時形勢依然不妙，立法會中間泛民的四票未必會支持未來的普選方案，2017年香港不一定能出現五星紅旗下的第一次普選地方政府行政長官。是什麼原因引致此局面？要回答此問題，必須檢視泛民與中央過去的一些策略考量。
泛民有很寬的政治光譜，有激進的也有溫和的，其取態不盡相同，提出「佔中」的本來不屬激進泛民，事實上，後者對「佔中」的流程亦頗多異議。不過，「佔中」在策略上卻是民主運動的敗筆，足以造成爭取普選活動的挫敗，原因如下︰
一年前我與一民主派大老傾談時，表明相信「佔中」一定會發生，但民主派大老卻似乎沒有我這般肯定，並表示整件事只是bluffing（虛張聲勢）而已，後面根本沒彈藥，他說的恐怕是冷靜思考過的實話。但虛張聲勢也需要別人相信才可發揮作用。倘若被對手看穿了，突然來硬的，要與你攤牌，你豈非立時陷入窘境？事實上，一年多以來，民調都強烈顯示絕大部分的港人根本不相信「佔中」能使中央退讓。「佔中」支持者不可能不明瞭此點，但他們早已騎虎難下，現在他們表現出的憤怒，部分可能只是反映其無法下台的心態而已。
要使人相信自己不是虛張聲勢，必須有相應的實力作基礎。什麼實力？博弈論中有所謂「鷹鴿博弈」（hawk-dove game），它的特點是博弈雙方都可選擇「強硬」或「溫和」策略，若大家都「溫和」，雙方都得益；若一「強硬」，一「溫和」，前者得益很大，後者卻吃虧；若雙方都「強硬」，則玉石俱焚，大家都損失慘重。此博弈的關鍵元素是能否做到玉石俱焚，雙方都害怕。若做不到，只能自焚，對手卻毫髮無損，但同時又擺出硬碰硬的高姿態，對手便只能有一個理性的回應，即必定強硬，絕不會退讓；從動態博弈的角度看，對手甚至會刻意地更加強硬，目的是要讓人知道，他不是好惹的，以後若要「玩火」，後果自負。
為什麼中央政府不會很重視「佔中」的破壞呢？她當然不希望「佔中」發生，也希望香港能維持安定繁榮，但「佔中」對中央政府的影響極其量只是間接的、隔靴搔癢的，除非香港有極其巨大的民意支持「佔中」，而且由此可引發出顏色革命。但一年多過後，「佔中」的民意基礎一直都在三成以下，不及反對「佔中」人數的一半。為什麼會這樣？這是因為它搞錯了打擊對象，潛在的受害者只是無辜的港人，它能有二三成的支持率已是反映出它的宣傳工夫做得十分卓越了。至於香港經濟受損會否使中央政府肉痛， 從而不得不讓步？答案我在四年半前已在本報說過，1990年香港的GDP高達中國GDP的25%，現在已3%不到，港人不要再自我麻痹，以為沒自己不成。
打擊對象 只是港人
也有一種看法是「佔中」會得到外國人的撐腰，所以中央不能不有所顧忌。若真有此事，只怕更會帶來反效果。沈旭暉老弟在昨天本報的大文中也反映過，外交圈子對港的重視程度已是所餘無幾。記得去年與張五常閒聊，他便一句句「死咁蠢」的罵那些以為「佔中」可得外國支持的人。國際關係以利益與實力作基礎，誰會為香港放棄利益？
香港的激進派泛民，不可能對上述所說聽得入耳。溫和的泛民又如何？他們仍是中央要爭取的對象，但這些泛民仍應該know your partner╱enemy（要懂得你的夥伴，把他們視作敵人也無不可，道理一樣）。我在今年6月24日拙作《白皮書、地方中央矛盾與中間路線》中便指出過，中國自秦漢（甚至更早）以來，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徵，便是一層管一層的郡縣制，地方政府服從上級的地方政府，而且都要服從中央政府。這與西方歷史上的封建割據很不同，中國絕大部分時間保持大一統也靠此官僚制度，今天的中央政府絕不會為了香港而放棄此思想。把香港這地方政府放在與中央對等的位置，或任何挑戰上下級關係的，都會視為對中央主權或甚至是安全的侵犯。
你要中央政府下放更多的權力嗎？她曾經做過，但並不成功。在過去，香港的行政長官在內地備受尊崇，中央對香港所提出的各種要求，幾乎是有求必應，使其他省市十分眼紅。但她看到的，卻是有人揮舞龍獅旗、有人講「港獨」、有人說行政長官有權提出要「打倒共產黨」，並有「反蝗」等活動出現，這些雖都只是個別的、也許是別有用心卻無實質影響力的人在胡搞，但卻正好給予中央的強硬派一個理由，對港要從緊，哭得吵耳的孩子沒糖分。
當然中央也可能有溫和派，支持香港的政制改革。但港人不要忘記，中國是有數千年歷史底蘊的古老大國，是一輛拖著多個車卡慢駛著的火車，不會喜歡震盪療法，而是事事講求穩重。在1988年趙紫陽接見佛利民時便拒絕急激的闖價格關；其後俄羅斯搞震盪療法，弄到經濟一團糟，倒是可反證中國穩重慢變摸著石頭過河政策的正確性。溫和泛民對香港政制變革的速度要有心理準備，它不會快，這次大人常委的決議印證了這點判斷。
篩走「壞人」 民主核心
我一直認為中央毋須在政制上選擇太強硬的取態， 我也不相信泛民如若出閘當了候選人，他（她）能贏得選舉，中央實在不用過慮。但現實是中央已手起刀落，告知港人，她已決心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走鷹派路線，對一些諸如「佔中」的抗爭活動甚至可能定了性，直接看成是鬥爭對象。這對港人不是好消息，激進泛民也許對此嗤之以鼻， 中間溫和的泛民及港人卻都不能不開始思考怎樣在此新環境下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
激進的路線是沒有用的，我們一定要問，它可把香港帶到何處去？就算這路線竟然超額地「成功」，癱瘓了香港的管治，甚至推翻了香港政府，這又有何意義？總不可能中央政府也因此被推翻， 不能派兵過來維持主權吧？最大的受害人一定是變得民不聊生的港人。沒有實力而又要走激烈抗爭路線的人必須告知港人，他們的目標是什麼？成功的路徑圖是什麼？憑什麼使受累的港人相信他們能夠成功？
由此觀之，我相信所謂「袋住先」一人一票選特首是港人及泛民最應接納的。我在7月11日本報拙作《民粹、自由主義民主與普選》一文中已論證過，一人一票可以增加踢走不稱職特首的機會， 已是民主最核心的內容，其他的都只是枝節。有了此制度的約束，就算出現最極端情況，兩個候選人一個是希特拉一個是金正日，他們也不敢在人民力量面前胡作非為。
中國共產黨素來以辯證法作為基礎去研判政策， 她這次辣手制訂了新的從緊的政改框架後，若其決策有水平的話，便應另有統戰的一手。最該成為統戰對象的希望是主張良性互動的溫和泛民派。痛罵他們打擊他們不是好政策，中聯辦甚至應該考慮如何幫助這些人在下次立法會選舉中爭取選票。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章於2-9-2014信報刊登]
事後證明，那些從中斡旋的知識分子是正確的，中央很快便把運動定了性，幾天後趙紫陽也敗下陣來，被迫下了台。每次想到此事，都不免要問，倘若當時的學生願意放棄廣場中一時擁有的權力，中國這25年的歷史會怎樣改寫？這答案怎會不使人低迴嗟嘆？
佔中策略 民運敗筆
人大常委在8月31日公布了2017年政改方案的一些原則，取態顯然從緊。我是成員之一的「十三學者」曾經（或許還會）建議過如何民主化特首選舉中的提名過程，並且深信這中間方案對香港未來的管治與福祉都有利，但我們亦明白新的提名及選舉制度要同時滿足兩個必要條件，即得到中央的認可及三分二立法會議員的支持，後者要成為現實，便必須顧及社會中政治上不同光譜的人的訴求。這個縫隙之小是顯而易見的，因此，我在多個公開場合都表明任何中間方案能成功的機會加起來也只是九死一生。成功當然是好事，但達不到目標的機會既一早便知很大，所以輸了也不會有失落。
香港的各種民意調查都顯示出大多數市民對普選，甚至是用詞不當的所謂「袋住先」普選，支持度都很高，希望其能夠落實。但現時形勢依然不妙，立法會中間泛民的四票未必會支持未來的普選方案，2017年香港不一定能出現五星紅旗下的第一次普選地方政府行政長官。是什麼原因引致此局面？要回答此問題，必須檢視泛民與中央過去的一些策略考量。
泛民有很寬的政治光譜，有激進的也有溫和的，其取態不盡相同，提出「佔中」的本來不屬激進泛民，事實上，後者對「佔中」的流程亦頗多異議。不過，「佔中」在策略上卻是民主運動的敗筆，足以造成爭取普選活動的挫敗，原因如下︰
一年前我與一民主派大老傾談時，表明相信「佔中」一定會發生，但民主派大老卻似乎沒有我這般肯定，並表示整件事只是bluffing（虛張聲勢）而已，後面根本沒彈藥，他說的恐怕是冷靜思考過的實話。但虛張聲勢也需要別人相信才可發揮作用。倘若被對手看穿了，突然來硬的，要與你攤牌，你豈非立時陷入窘境？事實上，一年多以來，民調都強烈顯示絕大部分的港人根本不相信「佔中」能使中央退讓。「佔中」支持者不可能不明瞭此點，但他們早已騎虎難下，現在他們表現出的憤怒，部分可能只是反映其無法下台的心態而已。
要使人相信自己不是虛張聲勢，必須有相應的實力作基礎。什麼實力？博弈論中有所謂「鷹鴿博弈」（hawk-dove game），它的特點是博弈雙方都可選擇「強硬」或「溫和」策略，若大家都「溫和」，雙方都得益；若一「強硬」，一「溫和」，前者得益很大，後者卻吃虧；若雙方都「強硬」，則玉石俱焚，大家都損失慘重。此博弈的關鍵元素是能否做到玉石俱焚，雙方都害怕。若做不到，只能自焚，對手卻毫髮無損，但同時又擺出硬碰硬的高姿態，對手便只能有一個理性的回應，即必定強硬，絕不會退讓；從動態博弈的角度看，對手甚至會刻意地更加強硬，目的是要讓人知道，他不是好惹的，以後若要「玩火」，後果自負。
為什麼中央政府不會很重視「佔中」的破壞呢？她當然不希望「佔中」發生，也希望香港能維持安定繁榮，但「佔中」對中央政府的影響極其量只是間接的、隔靴搔癢的，除非香港有極其巨大的民意支持「佔中」，而且由此可引發出顏色革命。但一年多過後，「佔中」的民意基礎一直都在三成以下，不及反對「佔中」人數的一半。為什麼會這樣？這是因為它搞錯了打擊對象，潛在的受害者只是無辜的港人，它能有二三成的支持率已是反映出它的宣傳工夫做得十分卓越了。至於香港經濟受損會否使中央政府肉痛， 從而不得不讓步？答案我在四年半前已在本報說過，1990年香港的GDP高達中國GDP的25%，現在已3%不到，港人不要再自我麻痹，以為沒自己不成。
打擊對象 只是港人
也有一種看法是「佔中」會得到外國人的撐腰，所以中央不能不有所顧忌。若真有此事，只怕更會帶來反效果。沈旭暉老弟在昨天本報的大文中也反映過，外交圈子對港的重視程度已是所餘無幾。記得去年與張五常閒聊，他便一句句「死咁蠢」的罵那些以為「佔中」可得外國支持的人。國際關係以利益與實力作基礎，誰會為香港放棄利益？
香港的激進派泛民，不可能對上述所說聽得入耳。溫和的泛民又如何？他們仍是中央要爭取的對象，但這些泛民仍應該know your partner╱enemy（要懂得你的夥伴，把他們視作敵人也無不可，道理一樣）。我在今年6月24日拙作《白皮書、地方中央矛盾與中間路線》中便指出過，中國自秦漢（甚至更早）以來，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徵，便是一層管一層的郡縣制，地方政府服從上級的地方政府，而且都要服從中央政府。這與西方歷史上的封建割據很不同，中國絕大部分時間保持大一統也靠此官僚制度，今天的中央政府絕不會為了香港而放棄此思想。把香港這地方政府放在與中央對等的位置，或任何挑戰上下級關係的，都會視為對中央主權或甚至是安全的侵犯。
你要中央政府下放更多的權力嗎？她曾經做過，但並不成功。在過去，香港的行政長官在內地備受尊崇，中央對香港所提出的各種要求，幾乎是有求必應，使其他省市十分眼紅。但她看到的，卻是有人揮舞龍獅旗、有人講「港獨」、有人說行政長官有權提出要「打倒共產黨」，並有「反蝗」等活動出現，這些雖都只是個別的、也許是別有用心卻無實質影響力的人在胡搞，但卻正好給予中央的強硬派一個理由，對港要從緊，哭得吵耳的孩子沒糖分。
當然中央也可能有溫和派，支持香港的政制改革。但港人不要忘記，中國是有數千年歷史底蘊的古老大國，是一輛拖著多個車卡慢駛著的火車，不會喜歡震盪療法，而是事事講求穩重。在1988年趙紫陽接見佛利民時便拒絕急激的闖價格關；其後俄羅斯搞震盪療法，弄到經濟一團糟，倒是可反證中國穩重慢變摸著石頭過河政策的正確性。溫和泛民對香港政制變革的速度要有心理準備，它不會快，這次大人常委的決議印證了這點判斷。
篩走「壞人」 民主核心
我一直認為中央毋須在政制上選擇太強硬的取態， 我也不相信泛民如若出閘當了候選人，他（她）能贏得選舉，中央實在不用過慮。但現實是中央已手起刀落，告知港人，她已決心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走鷹派路線，對一些諸如「佔中」的抗爭活動甚至可能定了性，直接看成是鬥爭對象。這對港人不是好消息，激進泛民也許對此嗤之以鼻， 中間溫和的泛民及港人卻都不能不開始思考怎樣在此新環境下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
激進的路線是沒有用的，我們一定要問，它可把香港帶到何處去？就算這路線竟然超額地「成功」，癱瘓了香港的管治，甚至推翻了香港政府，這又有何意義？總不可能中央政府也因此被推翻， 不能派兵過來維持主權吧？最大的受害人一定是變得民不聊生的港人。沒有實力而又要走激烈抗爭路線的人必須告知港人，他們的目標是什麼？成功的路徑圖是什麼？憑什麼使受累的港人相信他們能夠成功？
由此觀之，我相信所謂「袋住先」一人一票選特首是港人及泛民最應接納的。我在7月11日本報拙作《民粹、自由主義民主與普選》一文中已論證過，一人一票可以增加踢走不稱職特首的機會， 已是民主最核心的內容，其他的都只是枝節。有了此制度的約束，就算出現最極端情況，兩個候選人一個是希特拉一個是金正日，他們也不敢在人民力量面前胡作非為。
中國共產黨素來以辯證法作為基礎去研判政策， 她這次辣手制訂了新的從緊的政改框架後，若其決策有水平的話，便應另有統戰的一手。最該成為統戰對象的希望是主張良性互動的溫和泛民派。痛罵他們打擊他們不是好政策，中聯辦甚至應該考慮如何幫助這些人在下次立法會選舉中爭取選票。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章於2-9-2014信報刊登]
2014年9月1日 星期一
雷鼎鳴: 「落閘」後的中間路綫 (1/9/2014)
香港社會近日熱鬧非常，各路人馬蠢蠢欲動。我執筆之時，尚未知道人大常委對香港政改會有甚麼決議，但「落閘」從緊的取向已是呼之欲出。
此等傳聞使到部分認同中間路綫的媒體及知識分子感到有點失落，有人認為中間路綫已走到盡頭，有報章甚至暗示本來走中間路綫的人可能會趨向激進。我不知道究竟有無或有多少聲稱自己是中間溫和派的人會變得激進，又或走激進路綫只是媒體中某些人的主觀希望，並不一定反映當事人自己的看法。我認為形勢剛好相反，中間理性的路綫是目前唯一正確充滿了生命力的方向，絕非走到盡頭，現在只是起步而已。
需同時說服中央及港人
我與「十三學者」一度提出中間方案，一直都有人問我，成功機會如何？開始時我相信只有1％的成功機會，後來眼見民間與建制的支持者都甚眾，於是公開修訂判斷為「九死一生」，即成功機會從1％增至10％。要說清楚，這是指任何中間方案或它們的混合物被接納的機會加起來也只是十分之一。為何如此「悲觀」？一個方案要中央及同時有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都接受的縫隙是極為狹窄的，怎可能樂觀？雖則如此，一旦普選能成功落實，對香港及內地的意義都是巨大的，極低的成功率並不應排除積極的參與。
既然早已知道成功率低，一時未達目標，又怎會有甚麼失落？知識分子作出行動的判斷前，是先要對世情作出仔細嚴密的分析的，有了這基礎，堅持與毅力會自然產生，無論甚麼事發生，都不用失落。我是一個天生樂觀的人，真的想不起我一生中有甚麼時刻感到失落過。
中間路綫要怎樣走呢？中央與部分港人的鴻溝需要填平。對中央政府，我們需要說服它幾點：（一）港人大部分愛國香港，就算中央不認可的反對派出來競選，他們也根本贏不了，中央實毋須過慮。（二）「佔中」雖是違法活動，破壞法治與經濟，但其勢已不斷減弱，現在甚至已發展至虛張聲勢的階段，中央大可不再理睬他們。（三）大部分港人希望有普選，大家對選舉機制無甚爭議，但提名機制就算從寬問題也不大。
除了說服中央，我們也應說服港人，尤甚是一些對中國不了解的港人。（一）香港已回歸中國，港人若抗拒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在倫理道德上站不住腳，在實際利益甚至是經濟的生存上都完全是自討苦吃。自己對此甘之如飴沒有問題，但大部分其他的港人卻不想被其拖累。（二）我們要尊重中央關於主權及國家安全的底綫。（三）不做任何破壞中央與港人互信的事。
硬碰硬最終走向破局
當然有人會不贊成上述我的看法，要他們聲稱要堅持「原則」，不惜硬碰硬。先不論其「原則」是否站得住腳，就以博弈論分析他們的心態，亦可知道他們是選用了錯誤的策略。甚麼時候才可硬碰？最重要的條件是自己比對手強得多。若自己勢弱，又失群眾基礎，但卻夠膽去要脅對手，未戰便已可預知必會一敗塗地。
破壞互信是很容易的，要重建互信，卻是需要一點一滴的長期累積，在回歸後相當一段長時間內，中央對香港的要求幾乎都有求必應，其他省市甚至會感到眼紅。但此種懷柔手段不算成功，在港挑戰國家主權的言論與活動無日無之。若我們是中央的決策人也必會檢討過去的政策是否有誤。現在看來，在政改問題上，中央已下了決定，從緊從嚴，不再寬鬆。
我雖不認為這有必要，但中央似在發放一個訊號，哭得最吵耳的孩子便沒糖可分。這對港人來說，並不是一個好消息，尤以經濟上無能力的基層人士為甚。我們也許不用糾纏在誰要負起陷港人於此困局的責任，但堅持走中間路綫才能重建互信，走出險境。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章於2-9-2014晴報刊登]
此等傳聞使到部分認同中間路綫的媒體及知識分子感到有點失落，有人認為中間路綫已走到盡頭，有報章甚至暗示本來走中間路綫的人可能會趨向激進。我不知道究竟有無或有多少聲稱自己是中間溫和派的人會變得激進，又或走激進路綫只是媒體中某些人的主觀希望，並不一定反映當事人自己的看法。我認為形勢剛好相反，中間理性的路綫是目前唯一正確充滿了生命力的方向，絕非走到盡頭，現在只是起步而已。
需同時說服中央及港人
我與「十三學者」一度提出中間方案，一直都有人問我，成功機會如何？開始時我相信只有1％的成功機會，後來眼見民間與建制的支持者都甚眾，於是公開修訂判斷為「九死一生」，即成功機會從1％增至10％。要說清楚，這是指任何中間方案或它們的混合物被接納的機會加起來也只是十分之一。為何如此「悲觀」？一個方案要中央及同時有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都接受的縫隙是極為狹窄的，怎可能樂觀？雖則如此，一旦普選能成功落實，對香港及內地的意義都是巨大的，極低的成功率並不應排除積極的參與。
既然早已知道成功率低，一時未達目標，又怎會有甚麼失落？知識分子作出行動的判斷前，是先要對世情作出仔細嚴密的分析的，有了這基礎，堅持與毅力會自然產生，無論甚麼事發生，都不用失落。我是一個天生樂觀的人，真的想不起我一生中有甚麼時刻感到失落過。
中間路綫要怎樣走呢？中央與部分港人的鴻溝需要填平。對中央政府，我們需要說服它幾點：（一）港人大部分愛國香港，就算中央不認可的反對派出來競選，他們也根本贏不了，中央實毋須過慮。（二）「佔中」雖是違法活動，破壞法治與經濟，但其勢已不斷減弱，現在甚至已發展至虛張聲勢的階段，中央大可不再理睬他們。（三）大部分港人希望有普選，大家對選舉機制無甚爭議，但提名機制就算從寬問題也不大。
除了說服中央，我們也應說服港人，尤甚是一些對中國不了解的港人。（一）香港已回歸中國，港人若抗拒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在倫理道德上站不住腳，在實際利益甚至是經濟的生存上都完全是自討苦吃。自己對此甘之如飴沒有問題，但大部分其他的港人卻不想被其拖累。（二）我們要尊重中央關於主權及國家安全的底綫。（三）不做任何破壞中央與港人互信的事。
硬碰硬最終走向破局
當然有人會不贊成上述我的看法，要他們聲稱要堅持「原則」，不惜硬碰硬。先不論其「原則」是否站得住腳，就以博弈論分析他們的心態，亦可知道他們是選用了錯誤的策略。甚麼時候才可硬碰？最重要的條件是自己比對手強得多。若自己勢弱，又失群眾基礎，但卻夠膽去要脅對手，未戰便已可預知必會一敗塗地。
破壞互信是很容易的，要重建互信，卻是需要一點一滴的長期累積，在回歸後相當一段長時間內，中央對香港的要求幾乎都有求必應，其他省市甚至會感到眼紅。但此種懷柔手段不算成功，在港挑戰國家主權的言論與活動無日無之。若我們是中央的決策人也必會檢討過去的政策是否有誤。現在看來，在政改問題上，中央已下了決定，從緊從嚴，不再寬鬆。
我雖不認為這有必要，但中央似在發放一個訊號，哭得最吵耳的孩子便沒糖可分。這對港人來說，並不是一個好消息，尤以經濟上無能力的基層人士為甚。我們也許不用糾纏在誰要負起陷港人於此困局的責任，但堅持走中間路綫才能重建互信，走出險境。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章於2-9-2014晴報刊登]
2014年8月29日 星期五
關品方﹕柳暗花明 存乎一心 ——略論香港的未來 (刊登於明報, 29/8/2014)
下周一，李飛將到香港向我們解釋人大常委對香港政制發展的框架決定。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框架估計將會是太嚴格了點，不夠寬鬆，好像中央信不過港人會選得出中央信得過的特首。事已至此，夫復何言。激進派將會怎樣反應？是不是真會佔中？會否發起不合作運動？局面能否收拾？發展下去後果會怎樣？對香港有什麽壞影響？這一系列問題應如何解讀和應對？現在看來，還看不大準，言之尚早。
過去一段時間，代表沉默大多數的中間派，提出好些折衷方案，希望在窄縫中尋找出路。現在看來，有點落空，尚未成功；搖首嘆息，還須努力。語云：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從樂觀的角度來看，香港在爭議不斷的過程中，逐步加深對當前一團矛盾的認識，深層次的對抗益發暴露，或許對未來解決問題有好處。
政改方案當然要繼續討論，民主當然要繼續爭取。問題是：香港的未來在哪裏？
中港的關係，從來不是對等的關係。事關國家主權（一國），中央是寸土不讓的。這點香港人現在大都明白，但未必真正懂得其中的厲害關鍵。當前國際形勢在起大變化。中國的綜合國力冒起，改變區域格局。在環球政治博弈的狀態下，中央似有一套對軍政大局更深遠的看法，憂慮國家安全，蓋過了香港的特首普選，故不存在中央對香港人本身信得過或是信不過的問題。至於管治模式（兩制），簡稱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吧，在歷史的長河裏是互動發展的，也不存在兩種主義之間對抗永恒不變的命題。10多年前，還說井水不犯河水；現在有白皮書，對兩制已有新的解讀。
2047年以後，要麼維持現狀多些年，視乎屆時的國際形勢和國內局面，更有可能乾脆取消兩制，香港變成一個直轄市，或與深圳融合成為深港地區，與廣佛地區和珠澳地區互動，整個珠江三角洲發展成類近北加州灣區的區域經濟體。至於政治體制方面，筆者不願做過多的無謂猜測。到2047年，中國大陸如果還是一黨專政，可能已有它長期存在的合理性；或許有多個派別放到桌面上運作，理性互動，慢慢走出一條比較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來。
風物長宜放眼量。我想，是時候呼籲建制派和泛民派的朋友們都停一停，想一想了。最近筆者留意到有一篇文章，談香港該何去何從，寫得挺好。如果回歸17年來，我們經歷過這麽多風風雨雨，最終能有什麽好結果，那就是政制發展和政治改革的爭論，給了我們契機，深入反思香港的過去，正視香港的現在，和制定香港的未來，這樣一個群衆參與的機會。這是一個必經的民心凝聚和民主回歸的過程，不得不坦然面對。話說得徹底一點，當前就是要梳理這一團理不清的矛盾，你不面對也不行。
溝通是唯一正確態度
現在是我們擺脫意識形態羈絆的時候了。戰後以來，兩種好像互不相容的主義，事實上在互相學習，互相衝擊，互補短長，不斷修正。這個挑戰與回應的過程，到現在還在緩和與激烈之間徘徊轉進。我們應該拓寬視野，把香港放到全球的視野上來。本土的思維顯得狹隘，無助香港維持它的國際地位。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懂得怎樣和中央好好相處。我們只能有的，唯一的正確的態度，就是對話和溝通，是尊重和誠懇，而不是對抗和頂撞。我們只能有的，唯一的基本的態度，是真心地希望國家的平穩持續發展，這樣香港才有真正的出路。我們離不開中國這個母體；除非如李光耀所言，把香港拉到太平洋去。
有這個正確的認知，良好的願景和務實的態度，我們香港人自己才能真正理解香港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掌握香港的發展方向。
地緣政治視野的思考，有助我們理解香港本土的世界性。這樣我們才能夠避免意識形態的對抗，擺脫二極的思維。香港人不能簡單地把自己歸結為擁護或者反對中國共產黨，認同或者對抗中國政府。如果只是一面倒的擁護支援，等於放棄發揮香港特有的優勢和作用。相反，如果永遠只看到一個負面的中國，凡事都對抗和對立，最終只會停留在反對一黨專政、打倒港共、驅趕蝗蟲、平反六四等層面上，甚至提出香港獨立等益發偏激的口號。如果我們事事都扯到反對共產政權這上面去，就永遠沒辦法宏觀地、客觀地定位香港。老實說，世界上不少政客為了勝選和爭取表現，所推銷的就是反對建制、爭取權利、仇富媚貧、激化矛盾、製造對立、你錯我對、競相出位——放眼全球，到處可見，離不開就是這一套。
幾年前，香港大學在紀念建校100周年的時候，帶動了一批學者在歷史中回望香港的世界性。筆者在皇仁書院肄業7年。當年的校長是一個英國人、歷史學家。他寫的書，我們用來做課本。香港開埠以來，一開始就已經很世界性，是全球航線交匯的樞紐，是世界上最國際性的都市之一。這就是歷史定位。當年的中央書院（即現在的皇仁書院），1862年創校時，據說學生超過12個國籍，除了華人和歐亞裔之外，還有英國人、意大利人、希伯來人、德國人、日本人、穆斯林人、葡萄牙人、美國人、菲律賓人、印度人、帕西人等，是名副其實的國際學校。一部香港本土的發展史，就是不折不扣的國際史。香港這彈丸之地，鮮活地說明香港的多元性和世界性，同時它又和中國的現代發展密不可分，對中國的革命和建設起過積極推動的作用。同樣是從所謂本土主義的出發點，國情教育應該着眼在中港之間歷史上的互動關係，以至香港在國際舞台上發揮的作用，而不是關起門來，排斥外人。曾幾何時，自由開放、互相關懷和同舟共濟，是我們引以為傲的處世態度。香港人應更高瞻遠矚，具國際視野、包容溫厚、接納他人、互助互愛、擁抱轉變。這才是我們老一輩的香港人所熟知的獅子山下的精神取向。
柳暗花明，存乎一心。我想，香港人要平心靜氣。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我們毋須強調殖民主義如何完美（或醜惡），也不用對資本主義過分熱中（或批判），更無謂對共產主義咬牙切齒 （或推崇備至）。我們要警惕的，是口號式空頭政治的兩極化非黑即白的危害。香港的自由來之不易，但同時要充分醒覺到，外部環境和國際勢力也會利用香港這種特殊的自由。香港的世界性和地緣政治的敏感複雜性，就在這裏。這是我對愛國愛港的開明而實際的理解。
佔領中間政治光譜
對中國而言，一個多元的、世界性的香港，能夠推動現代中國的發展。香港有很多優點可供內地借鑑。如果沒有前述的正確態度，在中港融合的議題上，我們討論再多，也只會淪為各說各話，而且漸行漸遠。其深層原因，是我們未能擺脫意識形態先行的思考模式，因而離題萬丈。沉默大多數的中間派，大都願意看到民建聯或民主黨能夠朝政黨政治的方向走，希望它們有朝一日能夠成為執政黨，帶領香港處理好和中央的關係，有一個正確的國際視野，有一個清晰的環球願景，同時為國家的民主自由，繁榮富強及平穩發展添磚加瓦。
香港的未來在哪裏？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時，要對準香港的多元性和世界性，同時要站穩中國人的立場。如果老是堅持英美價值體系（殖民史觀、資本主義），或老是站在民族價值立場（愛國史觀、國家主義）來看香港的問題，卻未能反思更深層的核心價值和梳理更前瞻的普世價值，那就無助真正理解香港的出路，而只會加深社會內部分化和擴大矛盾，甚至撕裂香港。政黨要有執政的胸襟和準備，要爭取沉默的中產中間派大多數，佔領中間政治光譜（是另類「佔中」），同時要容許兩極的偏激人士有發言空間。
言盡於此，筆者短期之內不會再寫。
作者是香港大學名譽教授、13學者方案發起人之一
過去一段時間，代表沉默大多數的中間派，提出好些折衷方案，希望在窄縫中尋找出路。現在看來，有點落空，尚未成功；搖首嘆息，還須努力。語云：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從樂觀的角度來看，香港在爭議不斷的過程中，逐步加深對當前一團矛盾的認識，深層次的對抗益發暴露，或許對未來解決問題有好處。
政改方案當然要繼續討論，民主當然要繼續爭取。問題是：香港的未來在哪裏？
中港的關係，從來不是對等的關係。事關國家主權（一國），中央是寸土不讓的。這點香港人現在大都明白，但未必真正懂得其中的厲害關鍵。當前國際形勢在起大變化。中國的綜合國力冒起，改變區域格局。在環球政治博弈的狀態下，中央似有一套對軍政大局更深遠的看法，憂慮國家安全，蓋過了香港的特首普選，故不存在中央對香港人本身信得過或是信不過的問題。至於管治模式（兩制），簡稱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吧，在歷史的長河裏是互動發展的，也不存在兩種主義之間對抗永恒不變的命題。10多年前，還說井水不犯河水；現在有白皮書，對兩制已有新的解讀。
2047年以後，要麼維持現狀多些年，視乎屆時的國際形勢和國內局面，更有可能乾脆取消兩制，香港變成一個直轄市，或與深圳融合成為深港地區，與廣佛地區和珠澳地區互動，整個珠江三角洲發展成類近北加州灣區的區域經濟體。至於政治體制方面，筆者不願做過多的無謂猜測。到2047年，中國大陸如果還是一黨專政，可能已有它長期存在的合理性；或許有多個派別放到桌面上運作，理性互動，慢慢走出一條比較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來。
風物長宜放眼量。我想，是時候呼籲建制派和泛民派的朋友們都停一停，想一想了。最近筆者留意到有一篇文章，談香港該何去何從，寫得挺好。如果回歸17年來，我們經歷過這麽多風風雨雨，最終能有什麽好結果，那就是政制發展和政治改革的爭論，給了我們契機，深入反思香港的過去，正視香港的現在，和制定香港的未來，這樣一個群衆參與的機會。這是一個必經的民心凝聚和民主回歸的過程，不得不坦然面對。話說得徹底一點，當前就是要梳理這一團理不清的矛盾，你不面對也不行。
溝通是唯一正確態度
現在是我們擺脫意識形態羈絆的時候了。戰後以來，兩種好像互不相容的主義，事實上在互相學習，互相衝擊，互補短長，不斷修正。這個挑戰與回應的過程，到現在還在緩和與激烈之間徘徊轉進。我們應該拓寬視野，把香港放到全球的視野上來。本土的思維顯得狹隘，無助香港維持它的國際地位。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懂得怎樣和中央好好相處。我們只能有的，唯一的正確的態度，就是對話和溝通，是尊重和誠懇，而不是對抗和頂撞。我們只能有的，唯一的基本的態度，是真心地希望國家的平穩持續發展，這樣香港才有真正的出路。我們離不開中國這個母體；除非如李光耀所言，把香港拉到太平洋去。
有這個正確的認知，良好的願景和務實的態度，我們香港人自己才能真正理解香港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掌握香港的發展方向。
地緣政治視野的思考，有助我們理解香港本土的世界性。這樣我們才能夠避免意識形態的對抗，擺脫二極的思維。香港人不能簡單地把自己歸結為擁護或者反對中國共產黨，認同或者對抗中國政府。如果只是一面倒的擁護支援，等於放棄發揮香港特有的優勢和作用。相反，如果永遠只看到一個負面的中國，凡事都對抗和對立，最終只會停留在反對一黨專政、打倒港共、驅趕蝗蟲、平反六四等層面上，甚至提出香港獨立等益發偏激的口號。如果我們事事都扯到反對共產政權這上面去，就永遠沒辦法宏觀地、客觀地定位香港。老實說，世界上不少政客為了勝選和爭取表現，所推銷的就是反對建制、爭取權利、仇富媚貧、激化矛盾、製造對立、你錯我對、競相出位——放眼全球，到處可見，離不開就是這一套。
幾年前，香港大學在紀念建校100周年的時候，帶動了一批學者在歷史中回望香港的世界性。筆者在皇仁書院肄業7年。當年的校長是一個英國人、歷史學家。他寫的書，我們用來做課本。香港開埠以來，一開始就已經很世界性，是全球航線交匯的樞紐，是世界上最國際性的都市之一。這就是歷史定位。當年的中央書院（即現在的皇仁書院），1862年創校時，據說學生超過12個國籍，除了華人和歐亞裔之外，還有英國人、意大利人、希伯來人、德國人、日本人、穆斯林人、葡萄牙人、美國人、菲律賓人、印度人、帕西人等，是名副其實的國際學校。一部香港本土的發展史，就是不折不扣的國際史。香港這彈丸之地，鮮活地說明香港的多元性和世界性，同時它又和中國的現代發展密不可分，對中國的革命和建設起過積極推動的作用。同樣是從所謂本土主義的出發點，國情教育應該着眼在中港之間歷史上的互動關係，以至香港在國際舞台上發揮的作用，而不是關起門來，排斥外人。曾幾何時，自由開放、互相關懷和同舟共濟，是我們引以為傲的處世態度。香港人應更高瞻遠矚，具國際視野、包容溫厚、接納他人、互助互愛、擁抱轉變。這才是我們老一輩的香港人所熟知的獅子山下的精神取向。
柳暗花明，存乎一心。我想，香港人要平心靜氣。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我們毋須強調殖民主義如何完美（或醜惡），也不用對資本主義過分熱中（或批判），更無謂對共產主義咬牙切齒 （或推崇備至）。我們要警惕的，是口號式空頭政治的兩極化非黑即白的危害。香港的自由來之不易，但同時要充分醒覺到，外部環境和國際勢力也會利用香港這種特殊的自由。香港的世界性和地緣政治的敏感複雜性，就在這裏。這是我對愛國愛港的開明而實際的理解。
佔領中間政治光譜
對中國而言，一個多元的、世界性的香港，能夠推動現代中國的發展。香港有很多優點可供內地借鑑。如果沒有前述的正確態度，在中港融合的議題上，我們討論再多，也只會淪為各說各話，而且漸行漸遠。其深層原因，是我們未能擺脫意識形態先行的思考模式，因而離題萬丈。沉默大多數的中間派，大都願意看到民建聯或民主黨能夠朝政黨政治的方向走，希望它們有朝一日能夠成為執政黨，帶領香港處理好和中央的關係，有一個正確的國際視野，有一個清晰的環球願景，同時為國家的民主自由，繁榮富強及平穩發展添磚加瓦。
香港的未來在哪裏？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時，要對準香港的多元性和世界性，同時要站穩中國人的立場。如果老是堅持英美價值體系（殖民史觀、資本主義），或老是站在民族價值立場（愛國史觀、國家主義）來看香港的問題，卻未能反思更深層的核心價值和梳理更前瞻的普世價值，那就無助真正理解香港的出路，而只會加深社會內部分化和擴大矛盾，甚至撕裂香港。政黨要有執政的胸襟和準備，要爭取沉默的中產中間派大多數，佔領中間政治光譜（是另類「佔中」），同時要容許兩極的偏激人士有發言空間。
言盡於此，筆者短期之內不會再寫。
作者是香港大學名譽教授、13學者方案發起人之一
2014年8月22日 星期五
「十三學者」於中央官員在深圳舉辦的政制發展座談會中提交的意見 (22-8-2014)
「十三學者」方案的七位倡議人參加了中央政府官員於深圳舉辦的政制發展座談會，其中劉佩瓊女士於八月廿一日以全國人大代表身份出席；王于漸教授、宋恩榮教授、何濼生教授、郭國全先生、雷鼎鳴教授及廖柏偉教授則於八月廿二日出席。
會上「十三學者」向中央官員提交了對政制發展的意見，內容如下:
我們樂見中央政府一再重申，堅定不移於2017年在香港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我們深信，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與持續政制發展均至關重要，否則香港將更難管治。假若政制發展因未能達成共識而原地踏步，各方面將蒙受巨大損失：無論建制派、民主派、市民，以至香港整體社會與國家長遠利益都無一倖免。
我們珍惜這次機會，讓持不同甚至相反意見的人士在一起與中央政府對話。我們支持和欣賞中央政府提供這一個空間，並希望各方努力釋出誠意，創造更多的條件以擴大這種空間。
我們認為，政制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各方須尋求一個能夠得到「雙認許」的政改方案，一方面有中央政府的認許，另一方面同時有香港市民的認許。因此，方案需要合法、合情、合理，既符合基本法及人大常委相關決定，也要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
為要得到中央政府的認許，方案須照顧國家安全及持續發展；
為要得到香港市民的認許，方案須照顧香港廣闊的政治光譜。
得到「雙認許」的方案，才能夠在立法會得到三分之二多數的支持。
我們公開呼籲各方顧全大局，放下成見，坦誠商談，互諒互讓，探索符合「雙認許」的政制發展方案。
全國人大常委會即將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的提案作出決議，我們懇切希望人大常委會的決議對特首選舉辦法的框架盡可能寬鬆，讓香港市民、立法會、特區政府及中央相關機構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作深入的溝通、討論，凝聚共識以達致符合「雙認許」的政制發展方案。唯有這樣的方案，才能順利完成「五步曲」，實現普選行政長官，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向前邁進一大步。
倡議「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的「十三學者」:
王于漸教授，宋恩榮教授，何濼生教授，範耀鈞教授，黃賢先生，郭國全先生，陸人龍博士，雷鼎鳴教授，楊汝萬教授，廖柏偉教授，劉佩瓊女士，關品方教授及羅祥國博士。
2014年8月22日
「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 http://www.2017cenom.blogspot.hk/
聯絡: 2017cenom@gmail.com
會上「十三學者」向中央官員提交了對政制發展的意見，內容如下:
我們樂見中央政府一再重申，堅定不移於2017年在香港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我們深信，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與持續政制發展均至關重要，否則香港將更難管治。假若政制發展因未能達成共識而原地踏步，各方面將蒙受巨大損失：無論建制派、民主派、市民，以至香港整體社會與國家長遠利益都無一倖免。
我們珍惜這次機會，讓持不同甚至相反意見的人士在一起與中央政府對話。我們支持和欣賞中央政府提供這一個空間，並希望各方努力釋出誠意，創造更多的條件以擴大這種空間。
我們認為，政制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各方須尋求一個能夠得到「雙認許」的政改方案，一方面有中央政府的認許，另一方面同時有香港市民的認許。因此，方案需要合法、合情、合理，既符合基本法及人大常委相關決定，也要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
為要得到中央政府的認許，方案須照顧國家安全及持續發展；
為要得到香港市民的認許，方案須照顧香港廣闊的政治光譜。
得到「雙認許」的方案，才能夠在立法會得到三分之二多數的支持。
我們公開呼籲各方顧全大局，放下成見，坦誠商談，互諒互讓，探索符合「雙認許」的政制發展方案。
全國人大常委會即將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的提案作出決議，我們懇切希望人大常委會的決議對特首選舉辦法的框架盡可能寬鬆，讓香港市民、立法會、特區政府及中央相關機構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作深入的溝通、討論，凝聚共識以達致符合「雙認許」的政制發展方案。唯有這樣的方案，才能順利完成「五步曲」，實現普選行政長官，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向前邁進一大步。
倡議「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的「十三學者」:
王于漸教授，宋恩榮教授，何濼生教授，範耀鈞教授，黃賢先生，郭國全先生，陸人龍博士，雷鼎鳴教授，楊汝萬教授，廖柏偉教授，劉佩瓊女士，關品方教授及羅祥國博士。
2014年8月22日
「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 http://www.2017cenom.blogspot.hk/
聯絡: 2017cenom@gmail.com
2014年8月4日 星期一
新聞發佈：十三學者推出改良方案，建議通過提委會民主化，回應港人民主訴求
「十三學者」日前推出改良政改方案，重申開放提委會讓公眾直接參與，並令其民主化，是香港政改當前的重點。提委會的民主化，不但合憲合法，
更可以回應港人要求參與行政長官提名過程的訴求。
提委會民主化，也是在香港政治紛爭不斷兩極化的情況下的妥協方案，可以創造機會， 爭取立法會與中央的支持，讓政改通過「五步曲」，落實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
「十三學者方案」發起人之一王于漸教授指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與持續政制發展均至關重要，否則香港勢將日益難以管治。假若最終未能就政改達成共識而原地踏步，則各有關方面均會蒙受損失：無論建制派、泛民主派、所有政黨、市民，以至香港整體社會，與國家長遠利益都無一倖免。」
最新的 「十三學者方案」建議把原選舉委員會的1,200人擴大成為2,400人的提名委員會，而新增的1,200人全部由香港的登記選民直接選出。這1,200個新增普選提委需要先獲得目前選舉委員會四大界別中的界別選民所認受，然後再取得1,200名全港合資格選民的選票方可當選。在第一、第二及第三界別中，參選者需獲得 50名該界別的界別選民所認受。在第四界別則需獲得該界別5名界別選民所認受。
目前選委會的四大界別中的界別選民總數接近250,000。要求新增普選提委獲得界別選民所認受，原因是希望新的提名委員會參照原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結構，符合人大常委定下的循序漸進原則和要求。
目前選委會內第四界別的界別選民人數較少，只包括現任立法會議員、全國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以及鄉議局和區議員。「十三學者」建議在這個界別內增加新的界別選民，加入特區成立以來的前政府司局長、副局長、首長級公務員、前行政及立法會議員、前全國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
受勳人士，以及非官守太平紳士 。
「十三學者方案」另一發起人劉佩瓊女士指出：「我們只是建議讓這些以前曾對香港作出貢獻的人士，可以成為界別選民，讓他們可以對有興趣參選提委會的市民作出認受。而不是建議他們成為提委。」
當前另外一個重要而爭論較多的議題是提委會如何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十三學者」建議候選人需取得提委會百分之十的支持方可「入閘」被提委會考慮，然後再取得不少於百分之二十的票數方可被纳入候選人名單。再由提委會就「名單」進行投票，以多數票通過，「名單」上各參選者均可「出閘」成為特首候選人。這些百分比是考慮到特區政府經廣泛諮詢得出的結論：「較多意見認爲，行政長官候選人的人數以兩至四名爲宜。」
「十三學者方案」另一發起人宋恩榮教授解釋：「我們觀察到基本法第45條要求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特首候選人。“民主程序”一般是要求多數通過。但假如提委會要就每一個參選人個別投票通過，那麼代表少數利益的參選者能夠成為候選人的機會就很低。採用「名單」方式可以讓所有達到百分之二十票數條件的參選人，可能取得提委會多數票通過。這樣更符合香港的政治現實情況。」
假如「名單」不能得到提委會多數通過，那麼整個「入閘」及「出閘」的過程需要重新再來。如有需要，可以引進附加條件，以催逼各方妥協，讓提委會最終能達到一份可獲通過的「名單」。例如百分之二十與百分之五十的通過標準可以逐步提高。
「十三學者方案」另一發起人廖柏偉教授進一步指出：「任何有不合理篩選的方案都很難通過“五步曲”。我們對提委會的構成與提委會如何提名特首候選人的設計，合憲合法，也應該是可以被不同政見團體接受的妥協。我們的方案也應該被視為香港持續民主化過程中的重要一步。」
香港的政改已經進入「五步曲」的第二步。人大常委估計將於八月底决定，是否接纳特首就香港的特首和立法會產生辦法需否修改的建议。現階段未知人大常委會否同時就修改產生辦法提出框架。
王于漸教授指出：「香港需要多一些時間和空間，讓不同的政治力量就政改交流、溝通以致達成共識。我們希望人大常委的决定可以容許多一點彈性，好讓香港更好的實現人大常委就香港2017年可以普選特首的决定。」
*******************
附註：
「十三學者」成員包括王于漸教授，宋恩榮教授，何濼生教授，范耀鈞教授， 黃賢先生，郭國全先生，陸人龍博士，雷鼎鳴教授，楊汝萬教授，廖柏偉教授，
劉佩瓊女士，關品方博士及羅祥國博士。
Press Release: Democratizing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is key in Hong Kong’s Electoral Reform, says the G-13 Scholars
Opening up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NC)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CE) election in 2017 to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making it
more democratic is a key reform that Hong Kong should focus on, says a Group of
13 (G-13) scholars. Efforts in this direction will not only meet the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requirements on Hong Kong’s political reform, but also address the strong
demand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nomination of CE candidates.
Democratizing the NC is
also a way to strike a compromise amongst different and polarizing political
demands, and help to create an opportunity for Hong Kong’s electoral reform to
get through the “Five Step Process”, particularly in securing support from both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from Beijing, thus making universal suffrage in the
election of Hong Kong’s CE in 2017 a reality.
“The s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in 2017 through universal suffrage and the continuing development of
our political system are critical, otherwise Hong Kong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ssible to govern. Failure to make progress will punish everyone – the
establishment, the pan-democrats, all political parties, the people, Hong Kong
itself, and even the long-term interests of our country”, says Prof Richard Wong,
a member of the G-13 Scholars.
The G-13 Scholars’ latest proposals ask for
doubling the size of the existing Election Committee from 1,200 members to form
a new NC of 2,400 members, with all the new members elected directly by
registered voters in Hong Kong. These 1,200 new members will have to first seek
endorsement from the sectoral voters of the existing four sectors, and second
to get 1,200 votes from registered voters in Hong Kong. Endorsement by 50
sectoral voters is required for candidates in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sectors,
while endorsement by 5 sectoral voters is required in the Fourth sector.
There are now close to 250,000 sectoral
voters in the four sectors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The purpose of asking the new,
popularly-elected members of the NC to seek endorsement from existing sectoral
voters is to make the new NC similar in structure to the old Election Committee.
This is one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Hong Kong’s electoral reform set down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of gradual progress.
In the Fourth Sector of the existing
Election Committee, the number of sectoral voters is relatively small as they
include only existing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existing deputies to the NPC
and the Chinese People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gress (CPPCC), and Heung Yee
Kuk and District Council members. The G-13 proposes that new sectoral voters be
added, comprising all retired Secretaries, Deputy Secretaries and directorate
civil servants, retired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an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retired deputies to the NPC and CPPCC, and people on the honours list
since 1997, and Unofficial Justices of Peac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we are proposing
to add these new members into the list of sectoral voters in the Fourth Sector
only, not as NC members. The key idea of this proposal is that these people
have contributed to Hong Kong in many ways in the past, and they should be
given a role to play in endorsing candidates who want to bid for seats in the Fourth
Sector of the NC”, say Ms Lau Pui-king, another G-13 member.
Another important and contentious debate in
Hong Kong’s current political reform is how the NC would put forward CE
candidates for the public to vote. The G-13 proposes that any contender could
be considered for candidacy if he/she could get nominated by 10% of the NC
members, and will become a potential candidate if he/she gets 20% of the votes.
These percentages are based on the view that there should be 2 to 4 candidates
for the CE election, a number arrived at after extensive consultations by the
government.
A new concept introduced by G-13 is that
all contenders for candidacy who get pass the 20% votes threshold will go into
a “list”. The NC will then vote on the “list” so that all candidates on the “list”
will become CE candidates if the “list” is passed by majority vote of the NC.
“The idea of a ‘list’ comes from our
observation that Art 45 of the Basic Law requires the NC to nominate CE
candidates ‘in accordance with democratic procedures’”, explains Prof Sung
Yun-wing, another G-13 scholar. “Democratic procedures normally require
majority vote. But if the NC is to vote on each and every candidate, then it is
likely that contenders who represent minority interests will have very little
chance of becoming a CE candidate. The use of a ‘list’ could allow all contenders
with 20% NC votes to get majority support from the NC. This is more in line
with Hong Kong’s political reality.”
If the “list” is not approved by the NC,
then the selection process is repeated. If necessary, new rules could be
introduced that would encourage competing political forces to cooperate or
increase their costs of refusing to compromise, thus helping to produce a “list”
that has a higher chance of being approved. For example, the 20% and 50%
thresholds could be raised gradually.
“Any scheme that screens candidates
unreasonably will have very little chance to get through the ‘Five Step
Process’. Our design of how the NC is constituted and how the NC nominates CE candidates
is fully compliant of all legal requirements, and should make it acceptable as
a compromise between the political left and the political right. Our proposal
should also be looked at as another important step forward in Hong Kong’s
continuing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added Prof Liu Pak-wai, another G-13 scholar.
Political
reform in Hong Kong is now moving into the second step of the “Five Step
Process”.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PC (NPCSC) is expected to decide in late-August
whether to accept the recommendation by the CE on whether the rules for the
appointment of the CE and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hould be amended. It is
unclear at this stage whether the NPCSC would set guidelines for such
amendments and what these guidelines may be.
“Hong
Kong needs more time and space for different political forces to exchange views
and reach consensus in the political reform debate. We hope that the NPCSC
would allow more flexibility in its upcoming decision so that Hong Kong could
better implement the NPCSC decision that Hong Kong could elect its CE through universal
suffrage in 2017”, says Prof Richard Wong.
******************
Notes to Editors:
The G-13 Scholars are Prof FAN Yiu-kwan,
Prof HO Lok-sang, Mr HUANG Yin, Hanson, Dr KWAN Pun-fong, Vincent, Mr KWOK
Kwok-chuen, Ms LAU Pui-king, Dr LAW Cheung-kwok, Prof LIU Pak-wai, Prof LUI Ting-ming,
Francis, Dr LUK Michael, Prof SUNG Yun-wing, Prof WONG Yue-chim, Richard and
Prof YEUNG Yue-man.
The G-13
Proposal website: http://2017cenom.blogspot.hk/
2014年7月23日 星期三
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在RTHK節目《星期六主場》對13學者方案的評論 (2014-07-19)
「提名委員會為何不可通過加強民主成分，加強選民的闊度和基礎，以及令投票程序真的民主、代表性強。我們何不通過這樣的討論，去達到這個目標？……
我們最大的目標是香港民主化進一步，想香港普選能夠落實。」
「…… 最重要的，而又在《基本法》框架下，那就是提名委員會的民主化，可以多作討論嗎？現在基本上沒人討論這一點，如何組成提名委員會基本上沒人去思考。除了那批學者提出過方案，但學者把方案提出後就石沉大海，沒有人討論。有些學者已提出了既符合基本法，不走極諯，也可走向普選的公平路。」
「…… 例如十三個學者提出的方案，基本大體上符合各方面的要求，可否就著這些比較接近現實的方案，在中間主流的方案上進行討論？並非說十三個學者的方案一定最好或應該採納，但至少那在範圍之內，你要在可行的現實下去討論才有意思。」
「我不認為你投票贊成(公民提名)，就一定不贊成一些符合《基本法》的方案。投票那七十萬人是想要有普及而公平的選舉，其他的方案，投票的人可能有個範圍，所以別以為七十萬人一定全歸邊。我不相信一定是這樣。」
2014年7月11日 星期五
建議特首應押後向大人交政改報告：以時間換取空間，凝聚社會共識。
「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13学者方案」)
建議特首應押後向大人交政改報告：以時間換取空間，凝聚社會共識。
政改第一階段諮詢的結果，週二就要揭曉了。
政改三人組的報告，要綜合分析13萬份建議，反映各種對立的意見，絕非易事，還難免招來各種批評、抨擊。然而，不管支持或批評者的政治取態如何，都應感謝此吃力不討好的工程。因為報告是第一次讓所有林林種種的方案展現在同一平台上。
有了這個平台，各方的意見才第一次有機會走上直接對比。我們深信以港人的智慧，不排除能醞釀出一個目前可能沒有想到的主流方案，既合情合理合法、有理有利有節，又不明顯違反國際準則，更能通過五部曲，讓香港能進行真普選。
要醞釀一個主流方案，需要一定空間、一點時間。鑑此，建議特首留待十月初，在立法會復會後才向人大常委會遞交報告，啟動五部曲。人大常委每兩月開一次會，沒多少耽誤，不影響後續工作。
首先，沒有法律規定，在政府有關政改報告發表後，特首必須同時向人大常委會遞交報告，啟動五部曲。以前的做法僅僅是為莊重其事，成了習慣。當今更重要的是選擇最有理有利有節的時機。
再者，三人組的報告，不會妄下定論，一錘定音。相反，不斷的吹風，都在傳遞一個簡單信息：報告將沒有具體方案。套用孟子的話，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在目前情況下，特首若向人大常委會提交任何具體建議，難免是拍腦袋訂定的，是沒有基礎的，時機不對。同樣，若特首提不出主流方案，僅僅交由人大常委會去定奪，則難免陷中央、人大常委於不義。
第三，近兩個月風雲變幻，整個政治光譜的各方面，也包括內地各有關部門，都需要時間分析、品味和應對。可以說，悲觀沮喪的，被證明過度低估形勢；駭人聽聞的，被證明無理誇大捏造。
現階段各方最需要的，是冷靜沉澱，拋棄偏見，好好為香港前途想一想。大是大非面前，特首沒有必要匆匆提交報告。
「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13学者方案」)
http://www.2017cenom.blogspot.hk/
聯絡：2017cenom@gmail.com
方案簡介：
我們認爲，從目前形勢看，有關政制發展路向意見嚴重分歧，甚至各走極端，很難化解，對政改，對日後管治都不利。爲了避免原地踏步，我們秉承民主開放的原則，揚棄建制泛民的分野，提出了一個平衡的方案，旨在提高提名委員會的均衡性、認受性和代表性。
方案的核心內容是：既保留原選舉委員會1200成員的結構，避免不必要的紛爭，又增加最多1200委員，讓任何註冊選民都可以直接投票選出提名委員會委員；而任何合資格選民，在獲得一定推薦和選民票數後，即可成爲提委會委員。
建議特首應押後向大人交政改報告：以時間換取空間，凝聚社會共識。
政改第一階段諮詢的結果，週二就要揭曉了。
政改三人組的報告，要綜合分析13萬份建議，反映各種對立的意見，絕非易事，還難免招來各種批評、抨擊。然而，不管支持或批評者的政治取態如何，都應感謝此吃力不討好的工程。因為報告是第一次讓所有林林種種的方案展現在同一平台上。
有了這個平台，各方的意見才第一次有機會走上直接對比。我們深信以港人的智慧，不排除能醞釀出一個目前可能沒有想到的主流方案，既合情合理合法、有理有利有節，又不明顯違反國際準則，更能通過五部曲，讓香港能進行真普選。
要醞釀一個主流方案，需要一定空間、一點時間。鑑此，建議特首留待十月初，在立法會復會後才向人大常委會遞交報告，啟動五部曲。人大常委每兩月開一次會，沒多少耽誤，不影響後續工作。
首先，沒有法律規定，在政府有關政改報告發表後，特首必須同時向人大常委會遞交報告，啟動五部曲。以前的做法僅僅是為莊重其事，成了習慣。當今更重要的是選擇最有理有利有節的時機。
再者，三人組的報告，不會妄下定論，一錘定音。相反，不斷的吹風，都在傳遞一個簡單信息：報告將沒有具體方案。套用孟子的話，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在目前情況下，特首若向人大常委會提交任何具體建議，難免是拍腦袋訂定的，是沒有基礎的，時機不對。同樣，若特首提不出主流方案，僅僅交由人大常委會去定奪，則難免陷中央、人大常委於不義。
第三，近兩個月風雲變幻，整個政治光譜的各方面，也包括內地各有關部門，都需要時間分析、品味和應對。可以說，悲觀沮喪的，被證明過度低估形勢；駭人聽聞的，被證明無理誇大捏造。
現階段各方最需要的，是冷靜沉澱，拋棄偏見，好好為香港前途想一想。大是大非面前，特首沒有必要匆匆提交報告。
「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13学者方案」)
http://www.2017cenom.blogspot.hk/
聯絡：2017cenom@gmail.com
方案簡介：
我們認爲，從目前形勢看，有關政制發展路向意見嚴重分歧，甚至各走極端，很難化解，對政改，對日後管治都不利。爲了避免原地踏步，我們秉承民主開放的原則，揚棄建制泛民的分野，提出了一個平衡的方案，旨在提高提名委員會的均衡性、認受性和代表性。
方案的核心內容是：既保留原選舉委員會1200成員的結構，避免不必要的紛爭，又增加最多1200委員，讓任何註冊選民都可以直接投票選出提名委員會委員；而任何合資格選民，在獲得一定推薦和選民票數後，即可成爲提委會委員。
2014年6月16日 星期一
六月二日新聞稿:「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説明
感謝新聞界日前垂問有關 「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成員和不同機構會面的情況。為避免誤傳以及過度揣測，特作出以下説明:
我們認爲，從目前形勢看，有關政制發展路向意見嚴重分歧，甚至各走極端，很難化解，對政改，對日後管治都不利。爲了避免原地踏步，我們秉承民主開放的原則，揚棄建制泛民的分野，提出了一個平衡的方案，旨在提高提名委員會的均衡性、認受性和代表性。
方案的核心內容是：既保留原選舉委員會1200成員的結構，避免不必要的紛爭，又增加1200委員，讓任何註冊選民都可以直接投票選出提名委員會委員；而任何合資格選民，在獲得一定推薦和選民票數後，即可成爲提委會委員。
作爲學術界一員，我們的定位和作用很簡單也很有限，即：向任何關心香港前途的機構、團體、政黨提供中肯的意見，希望各方能取長補短，最後能達至共識，訂定一個合法合情又符合香港實際情況、能通過政改五部曲的方案。這些意見交流已展開多時，日後仍會繼續。
「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成員日後倘有公開活動，必定儘早通知新聞界。
「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 http://www.2017cenom.blogspot.hk/
聯絡：2017cenom@gmail.com
我們認爲，從目前形勢看，有關政制發展路向意見嚴重分歧，甚至各走極端，很難化解，對政改，對日後管治都不利。爲了避免原地踏步，我們秉承民主開放的原則，揚棄建制泛民的分野，提出了一個平衡的方案，旨在提高提名委員會的均衡性、認受性和代表性。
方案的核心內容是：既保留原選舉委員會1200成員的結構，避免不必要的紛爭，又增加1200委員，讓任何註冊選民都可以直接投票選出提名委員會委員；而任何合資格選民，在獲得一定推薦和選民票數後，即可成爲提委會委員。
作爲學術界一員，我們的定位和作用很簡單也很有限，即：向任何關心香港前途的機構、團體、政黨提供中肯的意見，希望各方能取長補短，最後能達至共識，訂定一個合法合情又符合香港實際情況、能通過政改五部曲的方案。這些意見交流已展開多時，日後仍會繼續。
「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成員日後倘有公開活動，必定儘早通知新聞界。
「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 http://www.2017cenom.blogspo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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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15日 星期日
2014年6月13日 星期五
六月十三日相關新聞報導 News reports on June 13
香港南華早報
大中華青年在線
2014年6月11日 星期三
2014年6月9日 星期一
2014年6月4日 星期三
2014年6月2日 星期一
六月二日相關新聞報導 News reports on June 2
852郵報
http://www.post852.com/8%E4%BB%94%E6%97%A5%E8%A8%98%E2%88%A3%E5%8D%81%E4%B8%89%E5%AD%B8%E8%80%85%E5%AF%86%E6%9C%83%E6%B0%91%E4%B8%BB%E9%BB%A8-%E6%9C%88%E5%BA%95%E4%B8%8A%E4%BA%AC%E6%9A%97%E6%8E%A5%E6%94%BF%E6%94%B9/
http://www.post852.com/%E6%96%B0%E8%81%9E%E7%9F%AD%E6%89%93%E2%94%82%E3%80%888%E4%BB%94%E6%97%A5%E8%A8%98%E3%80%89%E7%8D%B2%E8%A2%81%E5%9C%8B%E5%BC%B7%E3%80%8C%E6%8B%9B%E5%91%BC%E3%80%8D/
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hk.crntt.com/doc/1032/1/9/3/103219344.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3219344&mdate=0603094450
Apple Daily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40602/52541459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603/18742584
文匯報
http://paper.wenweipo.com/2014/06/03/WA1406030003.htm
有線寬頻
http://cablenews.i-cable.com/webapps/news_video/index.php?news_id=433996
now新聞台
http://hk.news.qep1.global.media.yahoo.com/video/%E8%A2%81%E5%9C%8B%E5%BC%B7%E5%90%A6%E8%AA%8D%E4%B8%AD%E5%A4%AE%E6%9C%83%E5%B0%B1%E6%94%BF%E6%94%B9-%E9%8C%98%E5%AE%9A%E9%9F%B3-0655378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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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評論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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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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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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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寬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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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新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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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4日 星期六
五月二十四日相關新聞報導 News reports on May 24
Commercial Radio 1
http://www.881903.com/Page/ZH-TW/newsdetail.aspx?ItemId=720603&csid=261_341
Commercial Radio 2
http://www.881903.com/Page/ZH-TW/newsdetail.aspx?ItemId=720603&csid=261_341
Commercial Radio 2
RTHK news
Apple Daily
香港新浪網
星岛日報
2014年5月15日 星期四
2014年5月14日 星期三
五月十四日相關新聞報導 News reports on May 14
now新聞台
【大鳴大放】政改前路
Part 1: http://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100916
Part 2: http://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100922
【大鳴大放】政改前路
Part 1: http://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100916
Part 2: http://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100922
2014年5月12日 星期一
五月十二日相關新聞報導 News reports on May 12
文匯報
7大議題 匯聚依法 13萬書眾望普選
文匯報
議題3 提名委會的生成辦法 主流: 參照選委會 確保穏定性
http://trans.wenweipo.com/gb/paper.wenweipo.com/2014/05/12/HK1405120020.htm
文匯報
議題3 提名委會的生成辦法 主流: 參照選委會 確保穏定性
http://trans.wenweipo.com/gb/paper.wenweipo.com/2014/05/12/HK1405120020.htm
2014年5月8日 星期四
2014年5月5日 星期一
五月五日相關新聞報導 News reports on May 5
大公網
七大議題有商有量 實現普選有根有據
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4/0505/2455576.html
Speakout HK
政改首階段咨詢收３.６萬意見書 市民盼依法實現普選
http://www.speakout.hk/index.php/2013-11-04-09-33-03/2013-12-21-07-12-13/2145-2014-05-04-06-54-15
多维新闻
首轮政改咨询结束 四大类方案分歧超共识
http://hongkongmacao.dwnews.com/news/2014-05-03/59469041.html
五月四日相關新聞報導 News reports on May 4
蘋果日報
政府堅決篩走公民提名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504/18709150
新報
譚志源：摒棄不合法方案
http://www.hkdailynews.com.hk/NewsDetail/index/146131
香港商报
依法落實普選獲廣泛認同
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14-05/04/content_3334215.htm
超级苹果网新闻
首轮政改咨询结束四大类方案分歧超共识
http://news.powerapple.com/china/2014/5/4/1610722.html
大公
楊汝萬憂「佔中」後果難料
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4/0504/2454155.html
五月三日相關新聞報導 News reports on May 3
Yahoo news (commercial radio interview)
十三經濟學者指其政改方案保障均衡參與及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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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邊個方案你最Like？
http://election-reform.thehouse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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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日 星期五
五月二日相關新聞報導 News reports on May 2
晴報&Yahoo News:
“沉默的大多數左右大局” 雷鼎鳴
https://hk.news.yahoo.com/%E9%9B%B7%E9%BC%8E%E9%B3%B4-%E6%B2%89%E9%BB%98%E7%9A%84%E5%A4%A7%E5%A4%9A%E6%95%B8%E5%B7%A6%E5%8F%B3%E5%A4%A7%E5%B1%80-220712071.html
http://www.skypost.hk/newsDetail/headline?headline=%E6%B2%89%E9%BB%98%E7%9A%84%E5%A4%A7%E5%A4%9A%E6%95%B8%E5%B7%A6%E5%8F%B3%E5%A4%A7%E5%B1%80
(identical article)
港人港地:
“13 名學者提「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 提委會人數增至最多 2400 人”
http://www.speakout.hk/index.php/2013-11-04-09-33-03/2013-12-21-07-12-13/2087-13-2400
看中國:
“香港学者提渐進案 泛民可成为特首候选人” 章若琳
http://m.secretchina.com/node/539097
香港人性格:
“13 學者倡增 1,200 名民選提委”
http://hongkongerscharacter.blogspot.hk/2014/04/blog-post_2492.html
中國評論新聞網:
“学者倡增提委 候选人最多 4 名”
http://mcn.zhgpl.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7&kindid=0&docid=103159299
“沉默的大多數左右大局” 雷鼎鳴
https://hk.news.yahoo.com/%E9%9B%B7%E9%BC%8E%E9%B3%B4-%E6%B2%89%E9%BB%98%E7%9A%84%E5%A4%A7%E5%A4%9A%E6%95%B8%E5%B7%A6%E5%8F%B3%E5%A4%A7%E5%B1%80-220712071.html
http://www.skypost.hk/newsDetail/headline?headline=%E6%B2%89%E9%BB%98%E7%9A%84%E5%A4%A7%E5%A4%9A%E6%95%B8%E5%B7%A6%E5%8F%B3%E5%A4%A7%E5%B1%80
(identical article)
港人港地:
“13 名學者提「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 提委會人數增至最多 2400 人”
http://www.speakout.hk/index.php/2013-11-04-09-33-03/2013-12-21-07-12-13/2087-13-2400
看中國:
“香港学者提渐進案 泛民可成为特首候选人” 章若琳
http://m.secretchina.com/node/539097
香港人性格:
“13 學者倡增 1,200 名民選提委”
http://hongkongerscharacter.blogspot.hk/2014/04/blog-post_2492.html
中國評論新聞網:
“学者倡增提委 候选人最多 4 名”
http://mcn.zhgpl.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7&kindid=0&docid=103159299
五月一日相關新聞報導 News reports on May 1
Now TV
http://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99643
Yahoo HK news
https://hk.news.yahoo.com/13%E5%AD%B8%E8%80%85%E6%96%B9%E6%A1%88%E6%8F%90%E5%87%BA%E4%BA%BA%E7%9B%B8%E4%BF%A1%E6%B3%9B%E6%B0%91%E6%9C%89%E8%83%BD%E5%8A%9B%E5%87%BA%E9%96%98-024657538.html
https://hk.news.yahoo.com/13%E5%AD%B8%E8%80%85%E6%96%B9%E6%A1%88-%E8%81%AF%E7%BD%B2%E4%BA%BA%E7%A8%B1%E5%A5%BD%E5%88%B6%E5%BA%A6%E9%9D%9E-%E6%AD%A5%E9%81%94%E6%88%90-012000739.html
经济社科学者建议提委会增至2400人-国内新闻_国能网- CMEN.CC -
http://www.cmen.cc/2014/china_0430/500307.html
即時關注 劉佩瓊等「學者」建議「增額篩選提委」政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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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men.cc/2014/china_0430/500307.html
即時關注 劉佩瓊等「學者」建議「增額篩選提委」政改方案
http://www.post852.com/%E5%8D%B3%E6%99%82%E9%97%9C%E6%B3%A8-%E5%8A%89%E4%BD%A9%E7%93%8A%E7%AD%89%E3%80%8C%E5%AD%B8%E8%80%85%E3%80%8D%E5%BB%BA%E8%AD%B0%E3%80%8C%E5%A2%9E%E9%A1%8D%E7%AF%A9%E9%81%B8%E6%8F%90%E5%A7%94/
2014年4月30日 星期三
2014年4月28日 星期一
「13學者政改方案」新聞發佈會 Press Conference: Proposal on Progressive Democratization of Nomination Committee
「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新聞發佈會
一群經濟學及社會科學的學術界人士提出「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
日期： 2014年4月29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三時正
地點： 灣仔洛克道三號小童群益會607室
發起人（筆劃序）
| |
王于漸 教授
|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
|
宋恩榮 教授
|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教授、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所長
|
何濼生 教授
|
香港嶺南大學經濟學教授、系主任
|
郭國全 先生
|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名譽高級研究員
|
范耀鈞 教授
|
香港浸會大學榮休教授
|
陸人龍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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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常務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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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賢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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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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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汝萬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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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地理學榮休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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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鼎鳴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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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教授、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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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柏偉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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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研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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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佩瓊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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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業進修學院校董會主席兼校監
全國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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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品方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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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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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祥國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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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航空政策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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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Conference
“Nominating Committee: democracy and gradual progress”
A
group of economists and social scientists will be submitting a proposal
entitled: “ Nominating Committee: democracy and gradual progress” in
response to the Government’s “Consultation Document on Methods for
S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in 2017”. The proposal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openness, balanced participation and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A press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to explain the proposal. You are cordially invited.
Time: April 29, 2014 (Tuesday) at 3 pm.
Venue: The Boys’ and Girls’ Club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Rm. 607, 6/F, 3 Lockhart Rd., Wanchai, Hong Kong
Pro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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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Fan Yiu K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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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itus Professor,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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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Ho Lok 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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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and Head,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Lingnan Un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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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Huang Yin, Ha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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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Consul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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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Kwan, Vincent P.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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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orary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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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Kwok Kwok Ch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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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orary Senior Research Fellow,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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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Lau Pui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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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man & Supervisor, Hong Ko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Deputy,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P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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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Law Cheung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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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 of Policy, Aviation Policy and Research Center,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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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Liu Pak 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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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fessor, Institute of Global Economics and Financ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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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Lui Ting Ming, Fran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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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Director, Cen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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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Luk,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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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r Deputy Director, 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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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Sung Yun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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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Director, Shanghai – Hong Kong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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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Wong Yue Chim, 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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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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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Yeung Yue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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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itus Professor of Geograph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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