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柏偉：政改通過才有生路 大國崛起 港沒本錢搞對抗

政改方案最快下月在立法會表決，通過與否視乎堅持反對的泛民主派議員的取態。經濟學家的預測又如何？在中文大學研究應用經濟學近40年的前副校長廖柏偉坦言，經濟學家其實預測不到未來，遑論預測政治。但政治畢竟是眾人之事，剛好一年之前，一班罕有公開論政的本地經濟學者聯署，提出標榜理性溫和的「13學者」方案，廖柏偉正是其中之一。

現年67歲的廖柏偉仍是中大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研究教授，無論談經濟或政治，他都習慣憑深入分析拆解問題，認為政改爭議的癥結是港人與中央缺乏互信，而他的短期結論相當悲觀：「（政改通過）無咩盼望喇，泛民睇情況唔願意『轉軚』，中央亦差不多100%不會退讓。」但長遠而言，他相信隨着內地在法治和政制等各方面繼續改進，香港年輕人會對內地改觀，屆時兩地關係改善，政改亦可望水到渠成。

廖柏偉表示，港人與中央失去互信，觸發點很可能是2003年《基本法》23條（國家安全條例）立法失敗，而且往後十多年來情況愈加惡化。他與一眾經濟學者好友都覺得，今次政改可能是一個轉機，可讓社會不致更撕裂，一人一票普選可讓特首有足夠認受性推動政策，不會無時無刻被立法會挑戰，因此一批平常不論政的經濟學者才會走出來聯署方案。

佔中動盪感「香港變晒」

「13學者」方案原本亦標榜理性溫和，但現在回頭看，該方案提出擴大提名委員會的民主化成分，建議民選選出2400提委會成員，這同樣不符合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甚至顯得相當「激進」。

廖柏偉解釋，方案是在「8．31」之前提出，當時認為已經滿足了憲制和《基本法》的要求，「但中央的立場比我哋想像的仲強硬」。他說，13學者可以做的已經做了，「生路係2017可以過得到，咁香港同中央關係可以緩和一啲。」

對於泛民主派提出「袋住先」比「唔袋」更差，廖柏偉則不認同。他反問，「難道唔『袋住先』，就等於遲啲可以全面拿到你想要嘅嘢咩？中央以後的考慮都係一樣，佢會諗，你上次無共識，今次點解會有共識？」他認為，對於中央來說，重啟政改只會惹起更大風波和引來不切實際的期望。

在中大執教40年，廖柏偉多次強調他今天想的是香港下一代的前途。去年佔中期間，他心裏很不舒服，因為感到「香港變晒」。「點解有相當一部分年輕人會咁樣諗嘢？憑感覺而唔係去思考，全部一窩蜂去做？佔領完得着什麼？係法治和自由受損，北京對香港一切事務會好小心。得咗咩呢？無嘢。」

遇大媽問「唔歡迎我哋？」

他在佔中議題上立場清楚，認為港人不可能在政改問題上用佔領脅迫中央，「你係要同佢傾，你根本無本錢同佢咁樣撐。佢係崛起中的大國，你係中國一部分，你無本錢，點解你會行呢一步？我難以明白，理性分析就係咁……」

廖柏偉擔心未來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可能更糟糕，而內地民間對港人的不滿情緒已經率先流露出來。「我之前去杭州西湖，坐艇遊湖，划艇的大媽知道我來自香港，就問你哋係咪唔歡迎我哋來香港啦？一個普通大媽都聽到這個訊息，莫講話一些學者、幹部。香港因為少數人而變成咁，係唔值得。」

《基本法》已是最佳保障

不過，即使是理性溫和的「13學者」方案亦不獲中央接受，香港人還有什麼可以傾？廖柏偉表示，港人首先要從「一國兩制」出發，對兩地關係形成共識，「『一國兩制』已經係我哋拿到最好的安排，《基本法》已經係我哋拿到最佳的保障。我哋可以盡量得到兩制的保障，但不會挑戰佢嘅一國，同佢保持良好關係。國家政策我哋可以得益，而國家有要求我哋都要幫吓手。」

採訪、撰文：畢礎暉、毛婷婷 攝影：黃俊耀 

(本文在 2015 年 5 月 4 日於信報財經新聞刊登)

13 學者就第二輪政改諮詢的建議 ﹙修訂﹚

普選行政長官，對香港的管治極為重要。香港面對眾多深層矛盾，需要有效的行政管治，沒有普選的行政長官，香港管治將加倍困難。在此關鍵時刻，香港各界需求同存異，務使香港政制不致原地踏步，並能實行香港百多年開埠以來首次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我們認為在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框架下，仍有足夠空間設計有足夠競爭的普選，能夠達至「沒有不合理的篩選」的目標。我們深信13學者早前倡議的提委會民主化及「名單制」方案，對提高目前普選機制的競爭性，有重大的作用。

香港政制發展的關鍵因素，是如何重建特區與中央的互信。在人大831框架下實踐普選特首，是重建互信的第一步。妥善走出這一步，香港政制才有進一步開放和民主化的空間，其中包括2020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及以後各屆的行政長官選舉。根據基本法及人大決定，在831框架下實行普選行政長官之後，立法會議員可以全部由普選產生，政制發展也可按循序漸進的原則發展。我們深信中央政府會實行基本法的莊嚴規定，逐步改進香港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按時間推算，2017年普選產生的特首，可以在2020年之前重啟「五部曲」，修改2020年立法會及2022年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李飛主任曾表明特首選舉安排可隨香港實際情況轉變而進－步完善。我們熱切期望中央能表示樂意見到2017年普選產生的特首，在2019年重啟五部曲，處理2020年立法會選舉及優化2022年特首普選。我們亦期望特區政府落實成立多方平台，讓各方共同討論2017年及以後的政改。如果政制發展在2017年原地踏步，不單止貽誤普選時機，對香港政制長遠民主化也十分不利。

我們建議的方案

13 學者於2014年4月29日第一輪政改諮詢期提出「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倡議提委會委員需有一半由民主選舉產生，並於同年8月4日提出「名單制」的構思，倡議提委會投票決定若干候選人進入同一張名單，名單獲提委半數或以上通過，名單上的候選人即成為特首候選人。按《基本法》第45條，特首候選人須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13 學者「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的構思，目標是增強提委會的「廣泛代表性」，而「名單制」的構思，目標是落實提委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的要求。「名單制」既保證候選人需符合「愛國愛港」的標準，也容許代表不同政治取向的人有機會參選特首。

13學者早前提出的提委會民主化及「名單制」方案，都恪守《基本法》第45條的要求。不過，考慮到人大常委的831決議對提委會的組成和提名程序有嚴格的限制，我們倡議的方案可能難以一步到位。然而，我們倡議的方案，對提高目前特首普選機制的競爭性有關鍵作用。我們期望當局就是未能在2017年落實我們的方案，亦應盡可能採納，以滿足市民對民主的期望，並展示當局逐步推進民主的決心，更同時為2020年的立法會及2022年的特首普選的進一步改革，建立健康的基礎。

普選行政長官的程序包括三個方面︰(一) 提委會的組成和產生，(二) 提委會提名程序的安排，及(三) 普選投票安排。因應第二輪政改諮詢，我們就以上三方面進一步闡述13學者的政改方案。我們建議的內容包括如何優化2017年的普選辦法，亦包括2017年實行普選以後如何繼續邁步向前，進一步改善香港的政制。

(一)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產生辦法

按照基本法，行政長官候選人需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產生。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是制度是否有足夠競爭性的關鍵，因此13學者建議提委會的四個界別，每個界別都要有一半成員由民選產生。

13學者倡議的「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保留了「功能代表制」的原則，提委由四大界別組成。欲競選某個界別民選提委的人士，需要「過兩關」︰

1. 獲得該界別的認受 ﹙具體要求是獲得該界別一定數目的界別投票人的推薦)。
2. 獲得全港公眾的認受 ﹙具體要求是從全港選民中獲得一定數目的選票﹚。

在第二關獲得選民認受，具體操作方法有兩種，其一是進行全港性的選舉，獲得一定的票數的候選人便當選，其二是由競逐者尋求選民的簽名，獲得一定數目的簽名便當選。第一種方法可保障選民選擇的私隱，較第二種方法理想，不過代價是要籌組全港性的選舉。按「循序漸進」及先易後難的原則，當局可以先採用搜集簽名的方法，待功能組別的改革穩妥落實後，再採用全港選舉的方法。

民選提委需「過兩關」的要求，保證了每個界別的民選提委在自己的界別及全港選民中都有足夠的認受性。13學者倡議的民選提委機制，是改良「功能代表制」，並增強其認受性的良方。有公眾認受的「功能代表制」，既可免於「小圈子選舉」的弊端，亦可補充「地域代表制」的不足。香港立法會的直選議席及區議會議席，都由「地域代表制」產生，而「地域代表制」﹙特別是小選區﹚容易導致以狹隘地區利益為中心的政治生態﹙例如反對三堆一爐﹚，亦容易助長民粹主義。有公眾認受的「功能代表制」，與「地域代表制」，可以相輔相成及互相制衡，避免民粹主義肆虐。保留並改革四大界別，是為逐漸開放政制而邁出的積極一步。因為四大界別與立法會內功能組別有一些共同的特徵，是以開放提名委員會應有助於逐漸改革立法會的功能議席。

根據人大831的決定，提委會需按照選委的人數及構成，即維持四大界別及1,200名成員。至於每個大界別下分組的組成、人數和選民基礎，則為香港本地立法的範疇，有調整空間。

首先，社會上已經有不少聲音要求把現行提名委員會內部分界別分組的選民，由公司票/團體票改為個人票。實施這個改變不單可擴大有關界別分組的選民基礎，增強提委會的「廣泛代表性」；更由於提委會的界別分組與立法會內功能組別有相當共通的特徵，擴大提名委員會的選民基礎，有助於創造條件，逐步改革立法會的功能組別議席，以便日後推行普選產生各立法會議席。政府更可承諾於2016年和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中的功能團體選舉，參照提委會的界別分組，擴闊立法會的功能組別，以顯示政府循序漸進推動政制發展的決心。

此外，我們期望當局能在2017年的普選小規模地實踐民選提委的構想，例如把原選委所有組別人數按比例削減，騰出席位給予民選提委。如果未能在2017年以普選的方式產生提委，亦應考慮以尋求選民簽名支持的方式加強提委的認受性。小規模地實行民選或尋求選民簽名支持，一方面可以從實踐中優化民選提委的方案，同時亦清楚顯示當局逐步推進民主的決心。

從政治角度而言，單單削減一兩個組別﹙例如漁農界﹚的人數會引起「苦樂不均」的反對，也改變了不同組別人數的比例。把所有組別人數按比例削減卻沒有「苦樂不均」的問題，政治上反而較為合理。

要削減現有組別的人數，肯定會有阻力。為了政制健康發展，我們期望提委會的人數能在2022大幅增加，新增議席由民選產生，增加提委會委員民選的比例，以加強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的競爭性，逐步達至有－半民選提委的目標。

(二) 提委會提名程序

1. 我們倡議採用提委會最少十分之一委員提名的低門檻，讓不同政見的人參選。在參選人以其政綱及理念公開競選後，提委會委員投票選擇二至三位競逐者進入同一張名單供提委會表決。名單獲委員過半數票通過，名單上的「準候選人」即成為特首候選人 。
   
   
2. 「名單制」的目的，是鼓勵不同政見的團體求大同存大異，通過溝通和協商尋找中間溫和的人選，能兼顧各方利益，使名單能順利通過。
   
   
3. 「名單制」下「捆綁式提名」的另一大好處，是較容易順利提名二至三名候選人。特區政府在第二輪政改諮詢提出的各種投票方式，都不能解決「策略性投票」的問題，未必能產生超過一名候選人。例如特區政府建議之一，是對「準候選人」逐一投票。在此方案之下，每名提委會委員會投票給自己心目中的首選，對於次選或其他有實力的候選人，則未必會對他們投贊成票，以防他們「出閘」威脅到自己的首選。只要每名提委都只投票給自己的首選，便不會有多於一人獲過半數支持。就算是「一人二至三票」或「一人三票」的方案，依然不能解決「策略性投票」的困難。在這些方案下，每名委員會雖然要投兩票或三票，但除了自己的首選外，其餘的票會投給一些實力很弱的人，以堵塞其他有實力的競逐者，以免威脅自己的首選。如果不少提委都這樣做，亦難以有多於一人獲過半數支持。

相比之下，如果採用「名單制」的「捆綁式提名」，可促使提委不只考慮自己是否支持個別「準候選人」，而是考慮名單中的二至三人是否都適合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這樣提委會便會通過整張名單，順利提名特首候選人。

「名單制」在香港是新嘗試，未必能短時間獲得各方接受。按先易後難的原則，如果「名單制」未能在下一屆的提名程序採用，可待再下一屆採用。我們相信以後各屆特首候選人都將會由提委會提名，而提委會民主化的速度總有一定限制，是以「名單制」的重要性將長期存在。在確保候選人需符合「愛國愛港」的前提下，「名單制」是最能夠照顧民意的提名安排，容許各種不同政治取向的人競逐特首。

(三) 普選的投票安排

行政長官通過普選方式產生。獲取有效票總數過半者當選；若首輪投票沒有人過半數，則由得票最多兩人再投票，高票數者當選。

現時社會上對投票安排有眾多提議，包括「白票守尾門」或投票率過半選舉方為有效等。我們對這些建議持開放態度，希望社會各界能充分討論，集思廣益。

總結與前瞻：

香港2017年實行普選產生特首，是憲政大事，影響深遠。為免延誤民主進程，損害民生，各方應重新考慮各自觀點，以開放、民主的方式通力合作，撇開民主派與建制派的分野，求同存異，解開困局，為香港社會大眾福祉共同努力。我們的方案回應公眾對擴大行政長官選舉與提名中的民主參與，以及避免政治分化與僵局，相信會廣獲接受。

附註：

「十三學者」成員包括王于漸教授，宋恩榮教授，何濼生教授，范耀鈞教授， 黃賢先生，郭國全先生，陸人龍博士，雷鼎鳴教授，楊汝萬教授，廖柏偉教授， 劉佩瓊女士，關品方教授及羅祥國博士。

「十三學者方案」網站：http://2017cenom.blogspo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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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名單未能通過，提名程序需重新進行．提委會需進行協商，籌備另一名單，我們可參考其他地區行之有效的各種不同措施，催逼各方妥協並達至共識。

王于漸：論世代矛盾與青年向下流動趨勢 (10-12-2014)

本地學生及青年熱衷政治運動的表現被視為世代矛盾的表徵，論者聲稱舊世代只在乎經濟上的安逸，新世代則較關注民主理想及社會公義。這類論點我稱之為激進民主觀。

他們堅信，甚或渴求兩代之間取態懸殊，認為舊世代終會成為過去，新世代遲早會主宰未來。世代矛盾這種論調其實屬於老生常談，慣於青年群起反叛時重提，藉以宣示新世代必勝、激進民主定能如願的訊息；其擁護者須能終生堅守信念，方可證此論說無訛。

激情濃淡 歲月異之

各類傳媒報道及研究報告在在顯示新舊世代對各種政治議題取態有別，但未能預示新世代會否於日後改變取態，由於至今仍未有任何可靠的理論或假說，搜集所得的數據也難作出解釋為何新舊世代取態不同，亦未能預料將來會否改變。

缺乏可靠理論，根本無法預測時下年輕活躍運動分子的未來政治取態及行為。愛爾蘭劇作家兼政治活動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1933 年在香港大學致辭時，就曾作出這個假說：「要是你年方二十而無革命思想，那麼年屆五十，你不變作活化石才怪，但如果二十歲就已經火紅革命思想洗禮，就有點機會在四十歲時追上潮流。」

蕭氏假說基本上指出理想主義和激進主義都會隨着個人日趨成熟而消逝；果真如此，香港的街頭抗爭現象也將於日後成為回憶片段。英國戰時名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更進一步提出：「任何人年方二十當不成自由派，可算毫無心肝，但到了四十歲仍是自由派，就是沒頭沒腦。」。

激進民主 理據薄弱

追源溯本，先於邱吉爾作出類似觀察的歷代名宿大有人在，包括率先在1875 年就已發表相關言論的法國法學家兼學者巴特比埃（AnselmeBatbie）、法國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瑞典國王奧斯卡二世（ Oscar Ⅱ）、法國政治兼歷史學家基佐（Francois Guizot）、法國政治家克列孟梭（GeorgesClemenceau ）、英國政治家迪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諸位。假使邱吉爾所言不差，激進民主觀根本不能成立。

我的論點很簡單：僅僅記錄新舊世代之間取態有別，根本難以藉以預知未來，必須通過反覆驗證的理論了解世代之間取態何以有別，又會否隨着年紀和時日推移而轉趨一致。歷代名宿的個人慧論，固然未必足以構成確切的理論，但聲稱兩代取態不同的論調，恐怕倒也流於誇大其詞。

說時下舊世代年輕時缺乏理想是錯的，縱然當時的目標不一樣，這輩中人確曾在上世紀1960及1970年代自發上街抗爭。把處於人生不同階段的兩代人同時置於某一時刻加以比較，只能呈現硬照般的片面影像，容易產生誤導，反而應像電影鏡頭般，才能全面捕捉同一代人隨着時間推移的變化。由於缺乏真憑實據及可靠理論支持，激進民主觀實難有說服力，反見有大量反對的觀點。

青年出路 冰山一角

另一方面，建制派提出另一論說，認為現在的政治運動是由於青年經濟向下流動性（或缺乏經濟向上流動力），這已成為近期出現的社會現象。論者認為道理很簡單：年輕人對缺乏經濟流動力的不滿情緒已蔓延至政治層面，引發抗爭行動，因此建議透過青年政策，紓緩向下流動趨勢。政府已委派扶貧委員會研究解決之道。

事實上，建制派的論說也欠說服力。

所謂青年經濟向下流動性，其實只是對近期經濟表現及數據的一種描述。近三四十年來，香港及全球大部分工業化國家出現貧窮、不均問題持續惡化，青年經濟向下流動性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在香港的嚴重程度未有可靠的驗證數據。

自從上世紀1990年代開始，雖然香港實質在業人均GDP每年續有約3.8%增幅，但實質家庭入息中位數一直未見起色，美國更先於香港面對同一現象，該國雖然實質在業人均GDP每年持續上升3.1%，但實質家庭入息中位數則自1970年代以來一直停滯不前（【圖1】及【圖2】）。

上述問題初見於美國，因期間遇上中國對外開放，故二十年後才在香港冒現。1973 至1975 年間出現全球能源危機，香港社會籲請政府採取工業多元化策略應對，但在中國對外開放之後，直至1990年代後期出現亞洲金融風暴為止，香港經歷一段經濟繁榮時期，有關工業發展策略因而並未付諸實行。

七大挑戰 迫在眉睫

亞洲金融風暴過後，除了入息分布中最高薪的30% 以外，其餘的工作人口入息一直未見顯著增加。低層至中等入息一族待遇每況愈下，形成經濟增長放緩、貧窮問題及不均現象惡化，中產階層入息下降更隱憂日深。這其實是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會面對的問題，青年經濟向下流動趨勢不過是問題的其中一種迹象而已。

貧窮與不均自是亟須解決的問題，但並無迅速化解的良方，我不認為政府已清楚了解問題的繁雜性，事實上問題錯綜複雜，政府並未加以充分研究，其中至少涉及以下七個環節：

一、本地服務型經濟正面對工業結構問題，尤其二十一世紀科技與之前半個世紀實在不可同日而語。五十年前，科技既為大量工作人口帶來財富，也創造了中產階級，時至今日，科技只為少數人創富，反而令中產階級下滑，而中產階級正是可行民主政制的中流砥柱。

二、每逢出現工業轉型，土地用途與物業重建亦必須同步配合，但在香港工業由製造業轉為服務業主導時，這個進度緩慢，以致窒礙經濟發展和更新，令物業價格飛漲，只有業主受惠，不公現象惡化，加上全球利率長期偏低，令情況更形嚴峻。

三、本地教育制度培養出的大學及中學畢業生的組成與比例並不恰當。

四、人口急劇老化，即使假設工作人口實質人均GDP增幅維持不變，現時以至二十一世紀末的適齡工作人口也將錄得近乎零增長，實質人均GDP因而至少下跌0.5%。面對這兩方面的因素，當局必須全面修訂本地人力資本投資策略以及入境政策。

五、離婚率偏高，尤其是入息低微家庭，單親家庭比例持續急升，對年輕人的長遠發展造成不良影響。

六、專為扶助弱勢社群而設的幼童階段的早期介入措施已大大落後，政府及社會上扶助弱小的措施亦嚴重不足。

七、上述六項是香港貧窮、不均、流動性攸關的首要因素，可惜除非本地管治能夠恢復其有效性及認受性，否則難望尋求有效對策。因此，香港務必從速改革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的選舉方法，並設法令行政、立法機關重新合作。

香港社會固然存着貧窮、不均、中產沉降等問題，但市民對政府及政制發展深感不滿，才是引起激烈政治運動的導火線。相對於其他工業化國家，香港的失業率長期維持在低水平，經濟表現其實不錯；其他地區的失業率往往至少較香港高出一至兩倍。

我認為政治參與活躍度與青年向下流動趨勢之間的關係並非直接，兩者當然可被說成互相牽連，但歷史告訴我們，政治運動活躍分子絕少來自低收入階層，反而往往是環境較佳、但以未能一展理想或抱負為憾的一群。

回顧法國大革命「第三級議會」（Third Estate）中，一名領導人物曾說：「何謂第三級議會？可說是無所不包。在現行政制下至今有何作為？簡直是全無作為。又有何抱負？當然是想有所作為。」

對於香港社會中自覺未能一展抱負一群的所思所感，這番話可算是最佳演繹。當務之急，其實不在經濟的向上流動性，而繫於政治的向上流動性，藉以使香港在管治上重拾正軌，並妥善應對經濟增長持續放緩、貧窮及不均日益惡化、中產階級收入漸降、樓價日漲，以及其他各項社經挑戰。

究竟香港是否出現世代矛盾？也許是吧，但我覺得是言過其實。世代矛盾之說往往惹人注目有餘，但惜無甚實際作用。至於青年經濟向下流動趨勢是否造就政治激進派的主因，箇中或有一定關係，但歸根究底，政治向上流動性不足，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可惜香港的經濟社會矛盾已遭政治綁架，並淪為動員和招攬支持者的政治手段。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及黄乾亨黄英豪政治經濟學教授

宋恩榮：設獨立委員會 可解佔中僵局 (25-10-2014)

筆者與「十三學者方案」的王于漸教授，最近均在不同媒體倡議特區政府應成立獨立委員會推動政改；香港大學的楊艾文教授亦不約而同地有相似建議。我們建議政府應在第二階段政改諮詢開展之前，委任有廣泛認受性的社會人士，組成有公信力的獨立委員會，探討在人大政改憲制規範下提高民主參與的可行方案，以滿足香港市民對民主的訴求；委員會主席應由德高望重的社會人士（如前大法官李國能）擔任，成員則可包括學生及有廣泛認受性的社會人士。筆者相信此舉對打破政改僵局有利，也可鼓勵佔領者和平撤離。

筆者倡議的獨立委員會，有別於最近政府建議成立討論政改的多方平台。多方平台的目的是討論2017年後的政改；佔領者已經清楚表示除非多方平台能處理2017年的政改，否則佔領者不會退場。

就算政府容許多方平台就2017年普選進行溝通，也不可能就2017年普選的具體方案達成共識。多方平台的先天設計是個務虛的「口水會」，平台着重代表性，要包括泛民、建制、學生及佔中人士各方勢力，不單人數眾多，意見亦南轅北轍，一個從「代表性」出發的多方平台，難以在短期達成共識。

如今第二階段政改諮詢已迫在眉睫，政府必須在明年初便草擬有關法案，政府可以透過成立溝通平台，擺出願意聆聽的姿態，卻難以透過此一平台就2017年普選達成共識。我們倡議的獨立委員會卻是務實的，其工作是探索具體可行的政改方案，以便政府明年初向立法會提交政改法案，以完成「政改五部曲」的第三步。

要完成「政改五部曲」，政府須要設計一個中央及泛民都能接受的方案。政治現實是，中央不會修改人大的決定，可是香港卻可在此決定下，盡量提高民主參與。筆者相信，就算在人大決定之下，仍然可以設計一個有足夠競爭性的普選方案，能夠在立法會內得到三分二多數的支持，落實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

在人大決定下，能夠提高民主參與的空間其實很多，主要包括提委會民主化、「入閘」、「出閘」，以及在普選中引入否決機制（即「市民守尾門」）四個方面。

【提委會民主化】這說法近日討論較多，可以把公司/團體票改為個人票，從而擴大選民基礎。根據湯家驊議員提出的中間方案，選民數目可以從現時的二十多萬人大幅增加至一百萬人以上。

提委會亦可調整現行的組別，包括引入民選提委，例如把現行組別的1200人回復至2007年特首選舉的800人，騰出的400個民選議席，按「十三學者方案」的辦法，每個界別選出100個民選提委。

【入閘】方面，可採用低門檻（八分一或更低），並加強入閘後的競爭及市民參與，例如容許競逐者向提委會提交非正式的「公民推薦」名單，以及進行電視辯論以爭取提委支持。

【出閘】方面，可採用「十三學者」倡議的名單制，提高少數派成功出選的機會。

【否決機制】在市民投票的時候，可引入否決機制。如果候選人都是「爛橙」，市民投票意欲便會偏低。否決機制可以規定，如果投票人數達不到註冊選民的一半（或某個特定比例），選舉便屬無效，提委會須要重新提名候選人，保證「爛橙」不能當選。

這些措施並不違背人大決定，亦不牴觸中央要求行政長官要「愛國愛港」的底線。在人大決定下，我們仍可設計一個有足夠競爭力的普選，不過在社會嚴重撕裂的情況下，對政改三人組的諮詢結果也難有公信力，是以我們倡議成立一個有認受性的獨立委員會，其工作過程不易受政府左右，較容易凝聚社會共識，其報告也容易獲得社會接受。

根據中文大學「傳媒與民意調查中心」最近的民調顯示，不接受人大決定的市民比接受的較多。可是，如果政府提出提名委員會民主化（包括修改組成及投票方式），不接受方案的市民便大幅下跌至只有6.1%，而接受方案的市民則急升至55.6%。

根據《明報》上周三在佔領現場的調查，也有類似結果。調查問到佔領者要政府有何具體回應，才會結束佔領，其中44%受訪者選擇「政府承諾將提名委員會組成及運作民主化」。

從以上兩個調查可見，提委會民主化，對市民會否接受人大決定有關鍵性的影響，對佔領者也有重要的影響。提委會民主化，以及本文提到的多種措施，並不違反人大決定，可以通過本地立法進行。

佔領街道無可能無限期持續，完結的方式不外是清場、有階段性成果後和平結束、或因曠日持久而消散。無論佔領運動如何發展，筆者相信本文的提議可鼓勵佔領者和平撤離，亦有利香港於2017年實行有足夠競爭的普選。

宋恩榮
中大經濟系客座教授、十三學者方案倡議人之一

王于漸：只有由普選產生的特首才可解決社會矛盾 (15-10-2014)

學生抗議及佔領運動要求香港實施更大程度的民主；表面上，這場政治運動以民主理想為出發點，主要為爭取：一、2017年特首候選人提名程序機會均等；二、廢除立法會的功能組別。

更深層的問題是，此行動反映出受到中國對外開放及經濟全球化的影響，香港的經濟、社會矛盾日益加深，已達臨界點，雖然此等矛盾在1997年前已經存在，但回歸後一直未獲正視，致令一切問題的根源歸咎於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缺陷。

本地「有產階級」（haves）與「無產一族」（havenots）之間差距日益懸殊，加上中產階級機會遞減的觀感漸成，令愈來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相信問題根源在於政制安排。

當前的政治紛爭反映出「建制論說」與「自下而上論說」兩大政治論說無法就香港的未來發展找到共同的立足點，加上受到北京政府因素的影響，雙方之間的分歧更難收窄。在六四事件與《基本法》第23條立法議題上，「自下而上論說」追隨者先後與北京政府對着幹，導致北京政府向「建制論說」支持者進一步靠攏。

北京政府傾向支持「建制論說」固然與《基本法》有關，但隨着「自下而上論說」追隨者對中國批評日多，此種傾向自然日益明顯；北京政府的取態，改變了兩方勢力固有的平衡，釀成本地雙方自1966及1967年暴動後形成的均勢出現失衡。當年的暴動成因不一，但工業經濟發展迅速無疑是其中關鍵因素。

自下而上 形勢逆轉

1960年代，在香港生活及工作甚為艱苦，政府官員貪賄成風，普羅大眾對英國殖民統治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社會騷動瀕臨沸點；1965年天星小輪加價令群情洶湧，時任市政局議員的葉錫恩發起反加價請願行動，共收集得2萬名市民簽名。

1966年4月4日，蘇守忠身穿寫上「支持葉錫恩」（Hail Elsie）字樣的黑衣公開絕食，隨即被捕入獄，短短數天，事件迅速升溫，爆發全面示威及暴動，警方發射數以千計催淚彈應付，宣布戒嚴之餘，並警告暴民有遭槍擊之虞。

暴動風潮過後，各種行業協會及工會相繼成立，各類社會服務亦大行其道，反映政府政策有所改變，針對香港工業經濟急劇發展所產生的深層社會矛盾而尋求化解之道，為工業資本主義展現親善面貌，不少非政府組織隨之壯大，並與政府建立密切關係。這些團體都得以在公共政策範疇中佔較大席位，以及獲得撥款資助，從此在社會、政治與行政的領域中，成為不可或缺的一環。

我在本欄曾將這個非政府社會界別歸納於政務司司長的政策範疇，以別於財政司司長政策範疇中的商業經濟界（參見2011 年3 月9 日「香港政策環境的矛盾」一文），港英殖民時期之際，雖然商業經濟界在政策事務方面一向扮演主導角色，但非政府組織的支援角色亦很重要；1990 年頒布的《基本法》中，蘊含的政治論說，其憲制上的原意在於保存香港當時的既定制度。

如此政制安排成於1970年代，當時本地製造業經濟仍方興未艾，但及至1990年代，香港急劇轉型為服務業經濟，再度面臨巨變，為應付新時代新挑戰，必須訂立另一套政治論說，因而亟待雙方共同努力，以化解已出現的種種社經矛盾。

非政府社會界別中政策倡導者及中堅分子的傳統處事方式，雖已與時代脫節，卻未被揚棄。1970年代的香港仍有年輕的勞動人口，但今時今日人口正迅速老化，對於「自下而上論說」追隨者所鼓吹的種種高昂社會福利計劃，社會負擔能力有限實在顯而易見，這對「建制論說」自然構成重大影響。

「自下而上論說」追隨者既對經濟轉型所帶來的種種挑戰一知半解，對闡釋有關經濟政策更不感興趣，只聚焦在足以引起廣泛關注的社會及政治議題。在他們心目中，民主選舉已成為實現其社會政策的手段。

至於「建制論說」支持者，則因懾於民粹主義威脅，而利用北京政府對「自下而上論說」追隨者的戒心，不時合力阻撓民主政制改革的進程。

另一方面，為求擴大政治上的支持，「自下而上論說」追隨者中的激進分子變本加厲，對北京政府大肆抨擊，北京政府則依靠本地親北京組織團結基層群眾，藉以抗衡，以免其進一步在民間坐大。於是這派追隨者忽然在社會政策議程上面臨前所未有的政敵，更要被迫競爭有限資源，甚至在社會政策範疇內的固有組織網絡及支援，同樣備受挑戰。面對當前種種變化，就連這派自1970年代以來的一貫運作方式，亦面臨重大考驗。

建制論說 漏洞頻生

香港在1990 年代經歷社經蛻變的挑戰程度之大，與1960 年代不遑多讓，可惜各有關方面卻未能就如何迎接挑戰，構建出共同的政治論說。「自下而上論說」追隨者與「建制論說」支持者一直針鋒相對，各不相讓，堅執己見，不但引致紛爭不斷，政治陷於僵局，更令社會大眾日漸相信「建制論說」先天缺陷嚴重，社會上對富豪經濟或地產霸權的批評，遂漸有市場。

港英時期，「建制論說」所以言之成理，只因香港當時並沒有民主，管治者為倫敦派來的總督，與本地商界及專業精英毫無轇輵。港督與此等本地利益集團固然合作無間，而且關係融洽，既毋須仰其鼻息以確保祿位，自亦能加以駕馭，在決策上不會受其左右。

憲制上港督受命於英女皇，位高權重，可維護法治、維持小政府、推廣自由企業經濟、保障公民自由，亦有權推動資本主義展現濟世為懷一面，1960年代末以後實施的社會政策即屬一例。

香港的政制安排整體上有利於資本主義，不過，個別資本家未必能從中受惠，商家深明競爭環境雖云公平，但市場上適者生存，成功難免競爭激烈，營運不濟的英國商行紛紛被華商收購，例如會德豐被包玉剛收購、和黃及港燈被李嘉誠收購、中華煤氣被李兆基收購。

1997年後，特區行政長官須由本地人擔任，本地政治生態從此變天，「建制論說」隨之出現漏洞。究竟行政長官應向商界及專業精英選委負責，抑或向有普選權的廣大市民負責？

自漢朝以來，中國歷代中央政府有鑑於郡縣官吏勾結地方勢力的挑戰，為確保吏治清明，中央政府於是制訂郡縣官吏定期調遷的制度，官員調任的制度一直沿用至今，以減低官吏貪污瀆職的機會。中國歷史上貪污一直是備受中央政府關注的挑戰，對國家的穩定繁榮構成極大威脅。

基於「九七」的情況，中國政府容許香港精英在政治上扮演特別吃重的角色，一開始，本地商界及專業精英的意見甚獲中國政府及官員垂青。為求確保「一國兩制」廣受香港各界及國際輿論認同，如此安排可算不無道理，但卻出現另一漏洞：由資本家自己管治資本主義社會。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政府的一大功能在於充當中立裁判，確保人人得享公平競爭環境，維持資本主義遊戲規則等同維護法治，這對於財雄勢大精英階層的尋租活動，不啻是最佳防禦，既能活化資本主義制度，也能強化「建制論說」。由資本家負責創造財富，可促進經濟繁榮，但一旦由他們掌管政府，就只會導致社會不穩。

1997年以後，「建制論說」日難令人信服，在市民眼中，商界及專業精英階層看來重視維護自身利益，多於維護社會大眾福祉，本地社會形成「有產階級」與「無產一族」互相對立的現象，對以機會均等、競爭公平為號召的論說而言，無疑是一大諷刺。

社會上對立法會一直保留功能組別及特首選委會只屬小圈子玩意的大肆抨擊日盛，這最初只是「自下而上論說」追隨者為求達到政治目的所採取的政治手法，後來卻隨着僵局持續、社經矛盾深化，大眾（特別是年輕人）漸感不滿，日益廣受認同，演變成對政制安排的批評，以及對種種社會不公現象的控訴。

「自下而上論說」追隨者的致命傷在於觸怒北京政府，又無法推進任何政治目標；追隨者日見分裂，最佳成績莫過於單靠政治雄辯貶損「建制論說」的公信力，激進派也藉此伎倆招攬不滿的年輕人。

在兩大政治論說爭議中，北京政府被迫承擔最大責任，實不足為奇。北京政府失誤之處在於過分偏袒，須知政治上有所謂「朋友相親，敵人近身」之說。

1997 年後的政治安排令到香港的深層社經矛盾增加，社會進一步兩極分化。事已至此，只能通過普選方式選出向大眾問責的行政長官，方可有望化解兩大政治論說之間的分歧。

參考文獻：潘慧嫻《地產霸權》，香港天窗出版社, 2010Joe Studwell, “ HK should focus on its fighton the tycoon economy, ” Financial Times, 6October 2014「香港政策環境的矛盾」王于漸，《信報》，2011年3月9日

王于漸

雷鼎鳴: 八三一後往何處走？ (2-9-2014)

日前重看韓倞（Carma Hinton，佐治美臣大學教授）在1995年拍的經典紀錄片《天安門》，對其中一個情節感同身受。事緣1989年5月中戈爾巴喬夫訪華，中央政府打算在天安門歡迎他，但其時天安門正被學生佔領，一批包括劉曉波在內的知識分子深明形勢凶險，勸學生先讓一步暫時離開天安門。但廣場運動自有其規律，學生的回應是不肯退，並指摘這些知識分子沒有資格說三道四。

事後證明，那些從中斡旋的知識分子是正確的，中央很快便把運動定了性，幾天後趙紫陽也敗下陣來，被迫下了台。每次想到此事，都不免要問，倘若當時的學生願意放棄廣場中一時擁有的權力，中國這25年的歷史會怎樣改寫？這答案怎會不使人低迴嗟嘆？

佔中策略 民運敗筆

人大常委在8月31日公布了2017年政改方案的一些原則，取態顯然從緊。我是成員之一的「十三學者」曾經（或許還會）建議過如何民主化特首選舉中的提名過程，並且深信這中間方案對香港未來的管治與福祉都有利，但我們亦明白新的提名及選舉制度要同時滿足兩個必要條件，即得到中央的認可及三分二立法會議員的支持，後者要成為現實，便必須顧及社會中政治上不同光譜的人的訴求。這個縫隙之小是顯而易見的，因此，我在多個公開場合都表明任何中間方案能成功的機會加起來也只是九死一生。成功當然是好事，但達不到目標的機會既一早便知很大，所以輸了也不會有失落。

香港的各種民意調查都顯示出大多數市民對普選，甚至是用詞不當的所謂「袋住先」普選，支持度都很高，希望其能夠落實。但現時形勢依然不妙，立法會中間泛民的四票未必會支持未來的普選方案，2017年香港不一定能出現五星紅旗下的第一次普選地方政府行政長官。是什麼原因引致此局面？要回答此問題，必須檢視泛民與中央過去的一些策略考量。

泛民有很寬的政治光譜，有激進的也有溫和的，其取態不盡相同，提出「佔中」的本來不屬激進泛民，事實上，後者對「佔中」的流程亦頗多異議。不過，「佔中」在策略上卻是民主運動的敗筆，足以造成爭取普選活動的挫敗，原因如下︰

一年前我與一民主派大老傾談時，表明相信「佔中」一定會發生，但民主派大老卻似乎沒有我這般肯定，並表示整件事只是bluffing（虛張聲勢）而已，後面根本沒彈藥，他說的恐怕是冷靜思考過的實話。但虛張聲勢也需要別人相信才可發揮作用。倘若被對手看穿了，突然來硬的，要與你攤牌，你豈非立時陷入窘境？事實上，一年多以來，民調都強烈顯示絕大部分的港人根本不相信「佔中」能使中央退讓。「佔中」支持者不可能不明瞭此點，但他們早已騎虎難下，現在他們表現出的憤怒，部分可能只是反映其無法下台的心態而已。

要使人相信自己不是虛張聲勢，必須有相應的實力作基礎。什麼實力？博弈論中有所謂「鷹鴿博弈」（hawk-dove game），它的特點是博弈雙方都可選擇「強硬」或「溫和」策略，若大家都「溫和」，雙方都得益；若一「強硬」，一「溫和」，前者得益很大，後者卻吃虧；若雙方都「強硬」，則玉石俱焚，大家都損失慘重。此博弈的關鍵元素是能否做到玉石俱焚，雙方都害怕。若做不到，只能自焚，對手卻毫髮無損，但同時又擺出硬碰硬的高姿態，對手便只能有一個理性的回應，即必定強硬，絕不會退讓；從動態博弈的角度看，對手甚至會刻意地更加強硬，目的是要讓人知道，他不是好惹的，以後若要「玩火」，後果自負。

為什麼中央政府不會很重視「佔中」的破壞呢？她當然不希望「佔中」發生，也希望香港能維持安定繁榮，但「佔中」對中央政府的影響極其量只是間接的、隔靴搔癢的，除非香港有極其巨大的民意支持「佔中」，而且由此可引發出顏色革命。但一年多過後，「佔中」的民意基礎一直都在三成以下，不及反對「佔中」人數的一半。為什麼會這樣？這是因為它搞錯了打擊對象，潛在的受害者只是無辜的港人，它能有二三成的支持率已是反映出它的宣傳工夫做得十分卓越了。至於香港經濟受損會否使中央政府肉痛， 從而不得不讓步？答案我在四年半前已在本報說過，1990年香港的GDP高達中國GDP的25%，現在已3%不到，港人不要再自我麻痹，以為沒自己不成。

打擊對象 只是港人

也有一種看法是「佔中」會得到外國人的撐腰，所以中央不能不有所顧忌。若真有此事，只怕更會帶來反效果。沈旭暉老弟在昨天本報的大文中也反映過，外交圈子對港的重視程度已是所餘無幾。記得去年與張五常閒聊，他便一句句「死咁蠢」的罵那些以為「佔中」可得外國支持的人。國際關係以利益與實力作基礎，誰會為香港放棄利益？

香港的激進派泛民，不可能對上述所說聽得入耳。溫和的泛民又如何？他們仍是中央要爭取的對象，但這些泛民仍應該know your partner╱enemy（要懂得你的夥伴，把他們視作敵人也無不可，道理一樣）。我在今年6月24日拙作《白皮書、地方中央矛盾與中間路線》中便指出過，中國自秦漢（甚至更早）以來，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徵，便是一層管一層的郡縣制，地方政府服從上級的地方政府，而且都要服從中央政府。這與西方歷史上的封建割據很不同，中國絕大部分時間保持大一統也靠此官僚制度，今天的中央政府絕不會為了香港而放棄此思想。把香港這地方政府放在與中央對等的位置，或任何挑戰上下級關係的，都會視為對中央主權或甚至是安全的侵犯。

你要中央政府下放更多的權力嗎？她曾經做過，但並不成功。在過去，香港的行政長官在內地備受尊崇，中央對香港所提出的各種要求，幾乎是有求必應，使其他省市十分眼紅。但她看到的，卻是有人揮舞龍獅旗、有人講「港獨」、有人說行政長官有權提出要「打倒共產黨」，並有「反蝗」等活動出現，這些雖都只是個別的、也許是別有用心卻無實質影響力的人在胡搞，但卻正好給予中央的強硬派一個理由，對港要從緊，哭得吵耳的孩子沒糖分。

當然中央也可能有溫和派，支持香港的政制改革。但港人不要忘記，中國是有數千年歷史底蘊的古老大國，是一輛拖著多個車卡慢駛著的火車，不會喜歡震盪療法，而是事事講求穩重。在1988年趙紫陽接見佛利民時便拒絕急激的闖價格關；其後俄羅斯搞震盪療法，弄到經濟一團糟，倒是可反證中國穩重慢變摸著石頭過河政策的正確性。溫和泛民對香港政制變革的速度要有心理準備，它不會快，這次大人常委的決議印證了這點判斷。

篩走「壞人」 民主核心

我一直認為中央毋須在政制上選擇太強硬的取態， 我也不相信泛民如若出閘當了候選人，他（她）能贏得選舉，中央實在不用過慮。但現實是中央已手起刀落，告知港人，她已決心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走鷹派路線，對一些諸如「佔中」的抗爭活動甚至可能定了性，直接看成是鬥爭對象。這對港人不是好消息，激進泛民也許對此嗤之以鼻， 中間溫和的泛民及港人卻都不能不開始思考怎樣在此新環境下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

激進的路線是沒有用的，我們一定要問，它可把香港帶到何處去？就算這路線竟然超額地「成功」，癱瘓了香港的管治，甚至推翻了香港政府，這又有何意義？總不可能中央政府也因此被推翻， 不能派兵過來維持主權吧？最大的受害人一定是變得民不聊生的港人。沒有實力而又要走激烈抗爭路線的人必須告知港人，他們的目標是什麼？成功的路徑圖是什麼？憑什麼使受累的港人相信他們能夠成功？

由此觀之，我相信所謂「袋住先」一人一票選特首是港人及泛民最應接納的。我在7月11日本報拙作《民粹、自由主義民主與普選》一文中已論證過，一人一票可以增加踢走不稱職特首的機會， 已是民主最核心的內容，其他的都只是枝節。有了此制度的約束，就算出現最極端情況，兩個候選人一個是希特拉一個是金正日，他們也不敢在人民力量面前胡作非為。

中國共產黨素來以辯證法作為基礎去研判政策， 她這次辣手制訂了新的從緊的政改框架後，若其決策有水平的話，便應另有統戰的一手。最該成為統戰對象的希望是主張良性互動的溫和泛民派。痛罵他們打擊他們不是好政策，中聯辦甚至應該考慮如何幫助這些人在下次立法會選舉中爭取選票。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章於2-9-2014信報刊登]

雷鼎鳴: 「落閘」後的中間路綫 (1/9/2014)

香港社會近日熱鬧非常，各路人馬蠢蠢欲動。我執筆之時，尚未知道人大常委對香港政改會有甚麼決議，但「落閘」從緊的取向已是呼之欲出。


此等傳聞使到部分認同中間路綫的媒體及知識分子感到有點失落，有人認為中間路綫已走到盡頭，有報章甚至暗示本來走中間路綫的人可能會趨向激進。我不知道究竟有無或有多少聲稱自己是中間溫和派的人會變得激進，又或走激進路綫只是媒體中某些人的主觀希望，並不一定反映當事人自己的看法。我認為形勢剛好相反，中間理性的路綫是目前唯一正確充滿了生命力的方向，絕非走到盡頭，現在只是起步而已。

需同時說服中央及港人

我與「十三學者」一度提出中間方案，一直都有人問我，成功機會如何？開始時我相信只有1％的成功機會，後來眼見民間與建制的支持者都甚眾，於是公開修訂判斷為「九死一生」，即成功機會從1％增至10％。要說清楚，這是指任何中間方案或它們的混合物被接納的機會加起來也只是十分之一。為何如此「悲觀」？一個方案要中央及同時有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都接受的縫隙是極為狹窄的，怎可能樂觀？雖則如此，一旦普選能成功落實，對香港及內地的意義都是巨大的，極低的成功率並不應排除積極的參與。


既然早已知道成功率低，一時未達目標，又怎會有甚麼失落？知識分子作出行動的判斷前，是先要對世情作出仔細嚴密的分析的，有了這基礎，堅持與毅力會自然產生，無論甚麼事發生，都不用失落。我是一個天生樂觀的人，真的想不起我一生中有甚麼時刻感到失落過。


中間路綫要怎樣走呢？中央與部分港人的鴻溝需要填平。對中央政府，我們需要說服它幾點：（一）港人大部分愛國香港，就算中央不認可的反對派出來競選，他們也根本贏不了，中央實毋須過慮。（二）「佔中」雖是違法活動，破壞法治與經濟，但其勢已不斷減弱，現在甚至已發展至虛張聲勢的階段，中央大可不再理睬他們。（三）大部分港人希望有普選，大家對選舉機制無甚爭議，但提名機制就算從寬問題也不大。


除了說服中央，我們也應說服港人，尤甚是一些對中國不了解的港人。（一）香港已回歸中國，港人若抗拒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在倫理道德上站不住腳，在實際利益甚至是經濟的生存上都完全是自討苦吃。自己對此甘之如飴沒有問題，但大部分其他的港人卻不想被其拖累。（二）我們要尊重中央關於主權及國家安全的底綫。（三）不做任何破壞中央與港人互信的事。

硬碰硬最終走向破局

當然有人會不贊成上述我的看法，要他們聲稱要堅持「原則」，不惜硬碰硬。先不論其「原則」是否站得住腳，就以博弈論分析他們的心態，亦可知道他們是選用了錯誤的策略。甚麼時候才可硬碰？最重要的條件是自己比對手強得多。若自己勢弱，又失群眾基礎，但卻夠膽去要脅對手，未戰便已可預知必會一敗塗地。


破壞互信是很容易的，要重建互信，卻是需要一點一滴的長期累積，在回歸後相當一段長時間內，中央對香港的要求幾乎都有求必應，其他省市甚至會感到眼紅。但此種懷柔手段不算成功，在港挑戰國家主權的言論與活動無日無之。若我們是中央的決策人也必會檢討過去的政策是否有誤。現在看來，在政改問題上，中央已下了決定，從緊從嚴，不再寬鬆。


我雖不認為這有必要，但中央似在發放一個訊號，哭得最吵耳的孩子便沒糖可分。這對港人來說，並不是一個好消息，尤以經濟上無能力的基層人士為甚。我們也許不用糾纏在誰要負起陷港人於此困局的責任，但堅持走中間路綫才能重建互信，走出險境。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章於2-9-2014晴報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