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重看韓倞（Carma Hinton，佐治美臣大學教授）在1995年拍的經典紀錄片《天安門》，對其中一個情節感同身受。事緣1989年5月中戈爾巴喬夫訪華，中央政府打算在天安門歡迎他，但其時天安門正被學生佔領，一批包括劉曉波在內的知識分子深明形勢凶險，勸學生先讓一步暫時離開天安門。但廣場運動自有其規律，學生的回應是不肯退，並指摘這些知識分子沒有資格說三道四。
事後證明，那些從中斡旋的知識分子是正確的，中央很快便把運動定了性，幾天後趙紫陽也敗下陣來，被迫下了台。每次想到此事，都不免要問，倘若當時的學生願意放棄廣場中一時擁有的權力，中國這25年的歷史會怎樣改寫？這答案怎會不使人低迴嗟嘆？
佔中策略 民運敗筆
人大常委在8月31日公布了2017年政改方案的一些原則，取態顯然從緊。我是成員之一的「十三學者」曾經（或許還會）建議過如何民主化特首選舉中的提名過程，並且深信這中間方案對香港未來的管治與福祉都有利，但我們亦明白新的提名及選舉制度要同時滿足兩個必要條件，即得到中央的認可及三分二立法會議員的支持，後者要成為現實，便必須顧及社會中政治上不同光譜的人的訴求。這個縫隙之小是顯而易見的，因此，我在多個公開場合都表明任何中間方案能成功的機會加起來也只是九死一生。成功當然是好事，但達不到目標的機會既一早便知很大，所以輸了也不會有失落。
香港的各種民意調查都顯示出大多數市民對普選，甚至是用詞不當的所謂「袋住先」普選，支持度都很高，希望其能夠落實。但現時形勢依然不妙，立法會中間泛民的四票未必會支持未來的普選方案，2017年香港不一定能出現五星紅旗下的第一次普選地方政府行政長官。是什麼原因引致此局面？要回答此問題，必須檢視泛民與中央過去的一些策略考量。
泛民有很寬的政治光譜，有激進的也有溫和的，其取態不盡相同，提出「佔中」的本來不屬激進泛民，事實上，後者對「佔中」的流程亦頗多異議。不過，「佔中」在策略上卻是民主運動的敗筆，足以造成爭取普選活動的挫敗，原因如下︰
一年前我與一民主派大老傾談時，表明相信「佔中」一定會發生，但民主派大老卻似乎沒有我這般肯定，並表示整件事只是bluffing（虛張聲勢）而已，後面根本沒彈藥，他說的恐怕是冷靜思考過的實話。但虛張聲勢也需要別人相信才可發揮作用。倘若被對手看穿了，突然來硬的，要與你攤牌，你豈非立時陷入窘境？事實上，一年多以來，民調都強烈顯示絕大部分的港人根本不相信「佔中」能使中央退讓。「佔中」支持者不可能不明瞭此點，但他們早已騎虎難下，現在他們表現出的憤怒，部分可能只是反映其無法下台的心態而已。
要使人相信自己不是虛張聲勢，必須有相應的實力作基礎。什麼實力？博弈論中有所謂「鷹鴿博弈」（hawk-dove game），它的特點是博弈雙方都可選擇「強硬」或「溫和」策略，若大家都「溫和」，雙方都得益；若一「強硬」，一「溫和」，前者得益很大，後者卻吃虧；若雙方都「強硬」，則玉石俱焚，大家都損失慘重。此博弈的關鍵元素是能否做到玉石俱焚，雙方都害怕。若做不到，只能自焚，對手卻毫髮無損，但同時又擺出硬碰硬的高姿態，對手便只能有一個理性的回應，即必定強硬，絕不會退讓；從動態博弈的角度看，對手甚至會刻意地更加強硬，目的是要讓人知道，他不是好惹的，以後若要「玩火」，後果自負。
為什麼中央政府不會很重視「佔中」的破壞呢？她當然不希望「佔中」發生，也希望香港能維持安定繁榮，但「佔中」對中央政府的影響極其量只是間接的、隔靴搔癢的，除非香港有極其巨大的民意支持「佔中」，而且由此可引發出顏色革命。但一年多過後，「佔中」的民意基礎一直都在三成以下，不及反對「佔中」人數的一半。為什麼會這樣？這是因為它搞錯了打擊對象，潛在的受害者只是無辜的港人，它能有二三成的支持率已是反映出它的宣傳工夫做得十分卓越了。至於香港經濟受損會否使中央政府肉痛， 從而不得不讓步？答案我在四年半前已在本報說過，1990年香港的GDP高達中國GDP的25%，現在已3%不到，港人不要再自我麻痹，以為沒自己不成。
打擊對象 只是港人
也有一種看法是「佔中」會得到外國人的撐腰，所以中央不能不有所顧忌。若真有此事，只怕更會帶來反效果。沈旭暉老弟在昨天本報的大文中也反映過，外交圈子對港的重視程度已是所餘無幾。記得去年與張五常閒聊，他便一句句「死咁蠢」的罵那些以為「佔中」可得外國支持的人。國際關係以利益與實力作基礎，誰會為香港放棄利益？
香港的激進派泛民，不可能對上述所說聽得入耳。溫和的泛民又如何？他們仍是中央要爭取的對象，但這些泛民仍應該know your partner╱enemy（要懂得你的夥伴，把他們視作敵人也無不可，道理一樣）。我在今年6月24日拙作《白皮書、地方中央矛盾與中間路線》中便指出過，中國自秦漢（甚至更早）以來，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徵，便是一層管一層的郡縣制，地方政府服從上級的地方政府，而且都要服從中央政府。這與西方歷史上的封建割據很不同，中國絕大部分時間保持大一統也靠此官僚制度，今天的中央政府絕不會為了香港而放棄此思想。把香港這地方政府放在與中央對等的位置，或任何挑戰上下級關係的，都會視為對中央主權或甚至是安全的侵犯。
你要中央政府下放更多的權力嗎？她曾經做過，但並不成功。在過去，香港的行政長官在內地備受尊崇，中央對香港所提出的各種要求，幾乎是有求必應，使其他省市十分眼紅。但她看到的，卻是有人揮舞龍獅旗、有人講「港獨」、有人說行政長官有權提出要「打倒共產黨」，並有「反蝗」等活動出現，這些雖都只是個別的、也許是別有用心卻無實質影響力的人在胡搞，但卻正好給予中央的強硬派一個理由，對港要從緊，哭得吵耳的孩子沒糖分。
當然中央也可能有溫和派，支持香港的政制改革。但港人不要忘記，中國是有數千年歷史底蘊的古老大國，是一輛拖著多個車卡慢駛著的火車，不會喜歡震盪療法，而是事事講求穩重。在1988年趙紫陽接見佛利民時便拒絕急激的闖價格關；其後俄羅斯搞震盪療法，弄到經濟一團糟，倒是可反證中國穩重慢變摸著石頭過河政策的正確性。溫和泛民對香港政制變革的速度要有心理準備，它不會快，這次大人常委的決議印證了這點判斷。
篩走「壞人」 民主核心
我一直認為中央毋須在政制上選擇太強硬的取態， 我也不相信泛民如若出閘當了候選人，他（她）能贏得選舉，中央實在不用過慮。但現實是中央已手起刀落，告知港人，她已決心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走鷹派路線，對一些諸如「佔中」的抗爭活動甚至可能定了性，直接看成是鬥爭對象。這對港人不是好消息，激進泛民也許對此嗤之以鼻， 中間溫和的泛民及港人卻都不能不開始思考怎樣在此新環境下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
激進的路線是沒有用的，我們一定要問，它可把香港帶到何處去？就算這路線竟然超額地「成功」，癱瘓了香港的管治，甚至推翻了香港政府，這又有何意義？總不可能中央政府也因此被推翻， 不能派兵過來維持主權吧？最大的受害人一定是變得民不聊生的港人。沒有實力而又要走激烈抗爭路線的人必須告知港人，他們的目標是什麼？成功的路徑圖是什麼？憑什麼使受累的港人相信他們能夠成功？
由此觀之，我相信所謂「袋住先」一人一票選特首是港人及泛民最應接納的。我在7月11日本報拙作《民粹、自由主義民主與普選》一文中已論證過，一人一票可以增加踢走不稱職特首的機會， 已是民主最核心的內容，其他的都只是枝節。有了此制度的約束，就算出現最極端情況，兩個候選人一個是希特拉一個是金正日，他們也不敢在人民力量面前胡作非為。
中國共產黨素來以辯證法作為基礎去研判政策， 她這次辣手制訂了新的從緊的政改框架後，若其決策有水平的話，便應另有統戰的一手。最該成為統戰對象的希望是主張良性互動的溫和泛民派。痛罵他們打擊他們不是好政策，中聯辦甚至應該考慮如何幫助這些人在下次立法會選舉中爭取選票。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章於2-9-2014信報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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